宫廷
宫廷起了示范作用。艾伯特（Albert）亲王让南方的宫廷生活变得十分严肃，他还以同样的固执，使王室在北方消夏这一重要的休闲活动具有了庄重的气氛。19世纪50年代，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在迪河岸边修葺扩建了巴尔莫勒尔宫；他们对农夫生活及其有关知识乐此不疲，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被大肆宣扬；他们庇护了埃德温·兰西尔爵士，一位享有盛誉的描绘乡间猎杀的画家——所有这一切都使苏格兰变得令人起敬，也使类似的英格兰北部和西部以及威尔士的荒野和山地获得声誉。那时浪漫运动已十分衰落，但也因衰落而成了流行之风；宫廷将自己同浪漫运动联系起来，重塑自己为大众喜爱的声望，象征着城市文明对自然的控制。维多利亚时代的绘画中被复制得最多的《幽谷君主》是兰西尔的一幅牡鹿肖像，其实这只鹿并非眺视其王土的君主，而是在捕猎者枪口瞄准下的困兽：安全的幽谷没有了，自然被驯服了。
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在巴尔莫勒尔过着愉快的、却也是有高尚情操的生活，始终如一地履行对农民的责任。维多利亚的儿子爱德华，就是1901年继位的威尔士亲王，却是个纯粹的享乐主义者。他一系列的丑闻使母亲震惊，但报纸却因得到有新闻价值的题材而欣喜。亲王及其小圈子里的富人，如在新的食品杂货零售业中发了大财的托马斯·利普顿爵士，就是“富豪统治”的缩影。福音运动和书册派运动在后摄政王时代曾经对贵族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使帕默斯顿的纨绔派头显得出奇地不合时宜，可看来这些旧时的思潮已经让位给炫耀似的消费和道德放纵的风气。尽管环境富丽堂皇，但是一些贵族仍然过着老派的简朴生活，如托利党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是如此，其家族以宗教虔诚著称。索尔兹伯里是最后一个留大胡子的首相，到了19世纪90年代，也就是他生活的最后10年里，他正在变成一个与其生活时代格格不入的老古董。他的侄子、继任他当首相的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被视为唯理论的自由思想家。贝尔福和爱德华七世代表了新派贵族的特征：一个显然是怀疑论者，另一个则公然地骄奢淫逸。
尽管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儿子在风格上有显著的区别，但是作为宫廷和整个上流社会至高点的君主国在他们二位的统治下均兴旺发达。维多利亚在其漫长的统治时期中（1837—1901年）小心翼翼地护卫着君主制特权，她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只有保守党政府才是君主权力的最大保障。1861年，艾伯特亲王逝世后，维多利亚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共生活中露面，这点很不得人心，使得英国在巴黎公社的激励下出现了相当严肃的共和运动；19世纪70年代初，自由党领袖用了一些手腕阻止了共和运动的发展。引起广泛负面评论的，正是君主缺席公众生活和整日的无所事事，而不是她的临在。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当等级制度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群中仍大受欢迎的情况下，在成长中的传媒产业的精心包装下，注重家庭、连续性和宗教信仰的君主政体似乎成了一个守恒点。沃尔特·白哲特在其经典研究著作《英国政体》（1867年）中指出，英国人“尊重我们可称之为上流社会的舞台演出的那种东西……这戏的高潮就是女王”。君主政体参与了权力的合法化：它“在通常情形下如秘密般深藏不露，可有时又如庆典游行般招摇过市”，就像它在1887年和1897年女王继位的周年盛典上那样获得了巨大成功。维多利亚本人显而易见是个平常人，她的悲痛被广为宣传（“温莎堡的遗孀”勇敢地履行着职责），事实上她是个年老有病的女人，所有这些都鲜明地昭示出人之脆弱与体制的威严之间的悬殊差别，使人们益发崇敬体制。
君主制代表了被认为是前工业社会秩序的那种永恒的品质。在日益城市化的社会中，君主制调和了工业革命的作用：英国越是城市化，其君主制就越加变得程式化、仪式化和大众化，因为它声称自己所体现的价值游离于主张平等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