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
“定期标准收入”类工人的日子过得红火起来，便加入工会，以求保障所得，并通过谈判争取更好的工薪和工作条件。19世纪中叶的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会员面不广的“新式”同业工会，其成员或因在学徒期获得了技能和资格，或因有能力熟练地操作机器，而在工人同事中崭露头角，从而警惕心十足地守护着自己那高人一等的、好不容易得来的优越地位。对熟练工的稳定需求巩固了同业工会的势力和特权地位；铁船制造等技术的发展也扩大了而非缩小了其名声。19世纪70年代，但尤其在80年代，同业工会开始增补会员，吸收了许多有固定工作的人。生活水准提高了才有可能使同业工会得到发展，因为会费是很贵的。
工会之所以存在，不仅或甚至主要为了进行工资谈判，而且还涉及名目繁多的一系列“自助”救济：同业工会和“互助会”紧密相关，有时就是“互助会”的代名词。对一切有自尊心的工人来说，所有的贴补中首要的一条就是丧葬补助，有了这笔费用就可以避免让贫民院付埋葬费。不过，许多工会还设立了疾病补助和失业补助，因为那时政府还没有为一时遭遇灾祸的人提供帮助的举措，而且政府除了贫民院这张最后的安全网之外，更缺乏为始终处于贫困线上的人提供救济的机制。
对于1945年之后的观察者来说，工会活动增强的背景十分奇特。1874年之后的20年中发生了明显的实质性的通货紧缩，也就是物价下跌了（在较小的程度上薪水也下跌）。从另一方面说，有正式工作的人的实际薪水上升了。然而，工会会员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谁会相信，雇主减了他的薪金却仍可能让他过得更好？所以19世纪80年代的“新工联主义”关心的是捍卫劳工的工薪；这是对局势的反应，同样也是一股积极的实际的力量，其中除了团结起来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作用。
一些社会主义者参与了这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几次罢工：1888年布赖恩特和梅的火柴厂罢工，1889年伦敦码头为“码头工人的6便士”而举行的罢工。这两次罢工很可能因为发生在伦敦，就在激进分子的眼皮底下，颇引起中产阶级的关注。不过，它们并非典型的罢工（事实上，伦敦码头罢工甚至不是工会领导的，工会在罢工结束之后方成立），也不应过于强调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等发起罢工的“社会主义者”的作用。大部分同业工会的领袖仍坚定地站在格莱斯顿一边。卡尔·马克思在英国度过几乎整个的写作人生，然而除了一个小圈子外，这个国家里实际上没有人知道马克思和他的著作；19世纪80年代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团体的著述只涉及到极小的听众面。事实上，劳工阶级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抵制已经使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他们感到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