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在财政政策以外的领域中，人们对于“自由贸易”应该走得多远的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压力集团在大范围内倡议“否定”性的自由贸易措施，例如撤销国立教会，取缔强制性的教堂税，废除就任牛津、剑桥职务及公职时的宗教宣誓，撤除对转让和使用土地的限制，终止基于恩赐委任的文官制度，等等。除此以外，60年代在各选区中还有要求进一步改革议会的大运动；自由党议员虽非个个赞同这个要求，但许多议员是支持的。
对这类问题进行立法的自由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它其实是各有其属的、错综的、相互牵连力量的松散联合，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各方都忠于自由贸易经济。在联合体内部有多种促成改革的权益考虑，尤其是宗教方面的权益。19世纪60年代的宗教大复兴使自由党内增加了许多宗教活动家，也唤起了他们更大的热情来抒发己见，积极争取自由党的成功。罗马天主教，不从国教各宗派，甚至连现世主义者都在这场有广泛基础的进步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他们对圣公会和国立教会的敌视使得这些声音形成了共同的强音。整个19世纪中，非国教势力的联盟恐怕就是把选票投给自由党的最重要的社会原因。
然而吊诡的是，自由党这个联合体的领导人清一色的全都是国教教徒，当然是比较温和的主张改革的国教徒。因此，联合体的领导人和拥护自由党的更为好斗的人士之间在改革速度的问题上少不了争辩。总的说来，帕默斯顿、约翰·罗素勋爵和格莱斯顿等领袖人物希望有节制地进行适度的改革，那样大体上会巩固圣公会的地位；然而基层的激进分子则希望改革一步步走下去，直到最终撤销圣公会的国立宗教地位。于是，两方面能够达成一致的是诸如取缔强制性教堂税等有限的措施，可在政策的终极目标上却无法统一认识。这样的议政方式下达到的最高成就便是1869年时撤除了爱尔兰圣公会的国定宗教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