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的共识-19世纪英国

1851年的共识

在1851年的大博览会上所显示出来的那个社会在同一年进行的人口普查中更是得到了统计学的分析。有两个事实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联合王国本土上，城镇（尽管往往是规模很小的城镇）的居民数第一次超过乡村居民数，从而同过去和任何别的经济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由贸易运动不是预料到，而是伴随着英国经济投向了基于城区的制造业、运输业和服务业。19世纪20年代时，自由派的托利党人还幻想着能使经济在农业和工业之间多少取得平衡，可随着自由贸易黎明的到来，这个梦想已经被人遗忘。农业无疑仍然是最大的一种产业，在五六十年代，农业生产的能力和产量也确实有了显著的提高。然而，人口的增长发生在城镇，劳动者离开土地进入了城市。

19世纪70年代中，随着北美大草原的开发，农业面临着危机，可这时为农业辩护的人却寥寥无几。70年代发生的“田头造反”是桩错综复杂的事件：当薪水下降时，失业的劳动力奋力地组织起来，而治安官和农场主则调军队来收割庄稼。其实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尤其是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南威尔士和苏格兰南方——并非通过有意识的政治决策，而是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世界贸易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乘坐上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过山车；搭车行路者除了眼前突高突凹的急遽变化，什么也看不见：前方是从未走过的路。城市国家没有先例。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英国如此执着于乡村的形象和传统的原因。

1851年人口普查吸引当时人们关注的另一项统计是它所揭示的宗教状况。这是唯一的一次力图评估英国人参与或不参与宗教礼拜活动情况的人口普查。关于统计数字有分歧和争执，但是其要义却不容置疑并令人惊讶：只有一部分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去教堂，而英国国教信徒在全体做礼拜的人中只勉强占多数。在17,927,609的总人口中，各大教派中做礼拜的人数为：

在可能去教堂做礼拜的人中，有超过525万人呆在家中。这次普查是非国教教徒的胜利。他们声称自己有更广泛的政治代表性和关注度，现在这一宣称已得到“事实”的支撑，而“事实”则是维多利亚中期的武库中最强有力的武器，对此狄更斯笔下那个兰开夏郡制造业主葛擂更（Mr Gradgrind）十分赞同。

于是，19世纪50年代，英国越来越城市化，或许还越来越世俗化，当然整体感觉上也越来越非国教化。维多利亚中期的政治反映出这种种倾向，它们全都朝向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