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歌谣
好战的不从国教者和老的激进分子有自己的世界观，同体制内的作家的见解差异甚巨，但后者也向他们伸出了触须。19世纪40年代，中产阶级阅读着“工业小说”，如迪斯累里的《西比尔》等作品对大城市的情况既感到担忧也十分着迷，试图将城市的问题人格化，并用个人主义的道德去化解问题。但是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的《玛丽·巴顿》和金斯利的《艾尔顿·洛克》却不能给人以这样的确定性；对于小说中最有英雄气概的人物来说，最实在的解决办法只有移居他国。《艰难时世》中，当需要考虑怎样改善焦煤镇居民的未来的时候，狄更斯便从对曼彻斯特的那种卡莱尔式的辛辣讽刺笔锋中退缩了，无力再继续下去。
然而，焦煤镇却不大有人会花时间或花钱去阅读文人心目中对他们苦难的构想，况且他们究竟读些什么东西也很少为人所知，虽说文学激进分子被中产阶级阅读大众所接受同化，但他们显然会对劳苦大众的阅读产生影响。梅休（Mayhew）这位《记事晨报》的社会调查人差不多是将科贝特和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的新闻工作传统坚持到了19世纪60年代；可是出自同样的反世俗圈子的狄更斯则抛弃了这一传统。我们知道，工会组织中的“劳工贵族”阅读那些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希望他们读的东西；我们知道，信奉宗教的人仍在读着他们的《圣经》和《天路历程》；但是说到“粗人”，“小酒馆社团”，他们读些什么我们知道吗？在渔港、在织工中、在农庄上，民间口头文学仍流传了下来并继续发展着。19世纪后期，一个美国教授发现，著名的英格兰民谣中有三分之二仍在苏格兰东北部的乡镇上传唱着；当地还有更加平民化的“茅屋歌谣”在农夫和车夫中传播着有关农场主的种种消息；而“骑手闲话社”则保持了一种朴素却实在的工会主义。
乔伊斯·卡里（Joyce Cary）的小说《若不是耶和华》（1953）写一个激进的政治家在维多利亚中期度过的青年时代。卡里让他的主人公切斯特·尼莫（Chester Nimmo）走进一个游乐场的帐篷，戏班的演员正在表演《玛丽亚·马登，或红谷仓谋杀案》，那是大体上根据1830年“斯温船长”起义前夕发生的一桩真实谋杀案改编的情节剧，在19世纪是个常演不衰的剧目。下面就是尼莫的反应：
我们看的这出戏，数百万人看过的这出戏，讲的是富人对穷人造成的种种痛苦中最最残酷的伤害。全剧竭尽所能地表现了穷人的美德、纯洁和无助，以及富人那毫无节制的残忍和无情的自我放纵。
而这只是一出戏，类似的戏剧还有好几百种。我常常觉得纳闷，这样的宣传怎么就没有在英国引起流血的革命呢，就像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几乎所有别的国家那样？这宣传的力量是惊人的埃我说过了，它对我的人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一个敏感的有历史意识的小说家，卡里似乎在这里觉察到一种深深的怨恨和痛楚，这些可以被正规的劳工阶级政治的体面名声和自助风尚所掩盖，然而，无论是政治“融合”，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卫生条件不差的工人住宅，越来越富裕的非国教的教堂，还是仍紧锁着的礼拜日公园，全都无法抚平深处的伤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