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以外的”
那么，还有哪些人仍身处“法律以外”？爱尔兰人以前受到了太深的伤害，奥康奈尔留给新一代爱国者的遗产就是“撤销联合”。尽管信奉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就像苏格兰人一样，实际上迫切希望能在不列颠的现有社会体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却因大饥荒而变得更加好斗，后来他们还得到已经移居美国而心怀怨恨的同胞的支援。在各个殖民地定居的人可能为自己在当地移植了英国的体制而感到自豪，可是殖民部很清楚，拓居者有关法律的观念中根本没有当地人的权利这一说。当法庭支持了广教会派那套模糊的、包容一切的教义时，无论高教会派还是低教会派都是满腹怨言。他们虽然扳不倒广教会派，但其影响力却能给维多利亚城市的概貌和宗教虔敬活动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有知识的人早在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之前很久，就接受了政治和社会进化的观念，如丁尼生说的，“自由缓慢地向下扩展／从一个判例到又一个判例”。卡莱尔虽说对自由主义并不友好，但他对自立精神和工作伦理的赞誉使个人主义获得了近乎宗教的品格。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成为维多利亚中期自由党的栋梁之材，他的古怪只在于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愿——要将“融合”延伸到政治无视其存在的人口的另一半，即妇女（她们在公民和法律权利方面的平等待遇变化缓慢，不过，在19世纪50年代里，进步已经开始加快了）。还有两位智识之士有更多的困扰不安，其态度很难一言以蔽之。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这位“牛津毕业生”所写的《现代画家》在1843年造成轰动。虽然和欧文相比，罗斯金直接的政治影响微乎其微，但是他对贵族的尊重同他在经济和环境问题上越来越具有颠覆性的观点结合在一起。至于狄更斯，没有人比他更激烈地抨击了司法的延宕和不公，然而也没有人比他更忧虑革命和无法制的后果：前者有“弯弯绕绕事务部”，泰特·巴纳克尔们，庄迪斯诉庄迪斯案，但另一方面，也有与之相当的斯莱克布里奇（Slackbridge），德伐日太太（Madame Defarge）和比尔·赛克斯（Bill Sikes）。不过，戴西的意见大致是正确的：在经过比较权衡之后，他将狄更斯放在了沙夫茨伯里一边，作为推动公众舆论走向“积极”改革立法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