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的改革
到了19世纪50年代，法律已经将劳工阶级或至少是劳工领袖们“融合”进来。由技师和木匠等技术工人组成的“新型”工会不再竭力要求国家采取断然的干预，而是要求合同上的平等权利。他们不再进行公众示威，而是通过对两党议员有策略地施加压力而发挥作用。他们在程序上和形象上摒弃了旧时类似阴谋团体的盟誓和种种神秘主义的形式，几乎学究式地恪守着法律条文；他们十分在意捍卫自己作为劳工阶级上层人物的尊严。
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也朝着“融合”的思想发展。更早些时候的古典经济学具有颠覆性，并持悲观主义态度；其中的一支在马克思的手中发展起来，仍然保持颠覆性和悲观主义。但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他1840年的《逻辑学》和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中，则将功利主义同渐进的改革以及同情温和劳工领袖的目标调和起来。穆勒惊讶地发现，他那大量借鉴了亨利·德·圣西门（Heri de Saint-Simon）和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之法国社会学传统的《逻辑学》，居然成了古老大学里的正统，当时那些大学正在从牛津运动的创伤中恢复元气。不过，穆勒这位“理性主义的圣徒”也正因其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热爱，才终于使他那种混合了功利主义、伦理个人主义和改良派“社会主义”的思想能够被体制内的改革者所接受。这些改革人士在19世纪中叶迅速发展起来的、品位甚高的文学评论杂志上著文，使穆勒的思想广为人知。
在准备参与政治融合体的人的眼中，“法治”却远非完善。将“法治”一语用于19世纪政府的艾·凡·戴西（A. V. Dicey）后来在60年代写道，“作为约翰·史密斯的约翰·史密斯是压不下去的，然而作为技工的约翰·史密斯却会受到压制。”不过，他期望选举权的扩大将会终结这种不公正——而这点后来基本上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