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出欧洲
英国从欧洲事务中抽身也从外交上反映出来。打败拿破仑后，欧洲大陆的保守派领袖，尤其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I of Russia），力图通过经常性的大国协调会议建立一种欧洲的合作制度。但是，甚至早在1814年时，英国的外交家就更愿意通过传统的权力均衡方式取得安全保障，哪怕这意味着重新扶植起法国作为平衡俄国势力的砝码。在1814年到184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法之间都维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协约关系，但1830年时，这种关系曾受到干扰。那年，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脱离荷兰，看样子它可能会落入法国的势力范围。后来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利时保持中立，新王室同英国有密切关联——这一切都由1839年的伦敦条约确立下来，得到保障。1914年8月，德国违背了这个条约，致使长期的和平局面告终。
英法之间的其他问题因同土耳其帝国的不断衰落搅在一起，就没有那么容易解决了。英国希望维持土耳其帝国，以缓冲奥国和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这个时期，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830年，已46岁的他才刚刚步入外交界，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挤入了白厅那脏兮兮的外交部（其权力鼎盛期也不过只有45个雇员），并一呆就是三十多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奉行了一种富有侵略性的爱国主义、然而在一定限度内仍不失为自由主义的政策。不过，1847年时，在欧洲名气最大的英国政治家并非帕默斯顿，而是自由贸易的使徒理查·科布登。他在欧洲的一个个首都受到款待，而他的东道主全都相信一件事，那就是保守的君主政体行将就木，自由主义的时代已经曙光在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