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操纵，土地权势
那时党派的操纵力有所加强，其中心是圣詹姆斯宫的两个新俱乐部：一个是改革俱乐部，另一个是（托利的）卡尔顿俱乐部，两者均成立于1832年。但是，如果把政治设想成从左到右的不同态度，那就未免给前人强加上了后世的标准。当时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全国性的党派组织，也没听说过有什么党的纲领，公众演说十分罕见。选举之前（那时每7年举行1次选举），领袖人物——主要仍是辉格党巨头——会向最亲近的幕僚（往往是其亲戚）就政策问题吹吹风。有望当选的人便前往可能推选他们的选区，发表演讲，在当地名人显贵中拉选票，只有在得到可观的支持的情况下，候选人才会真正“付诸投票”。
选举耗资巨大，因此辩论式竞选并非惯例，而只是个别现象。土地贵族在很多存留下来的“口袋选区”中仍是不可撼动的势力。可以设想，在众目睽睽之下，地方上的一个农场主或是商人投票反对伍德斯托克的布莱尼姆宫的话，那几乎就是自杀式的举动。郡县也同样捏在显要家族的手中。中等大小的选区比较开放一些，但很昂贵；有时候选举人严重腐败，和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匹克威克外传》中描写的伊墩斯维尔一样。新获得选区资格的大城镇有时会选出无经济实力但是有活动能力的人——如麦考利就代表利兹当了议员，但更多的情况是支持富裕的当地商人当选，后者往往负担了竞选的大部分经费。不过，有些事情直到今天仍是熟悉的现象：英格兰地区比较保守，而“凯尔特边缘地带”则更为激进。
1834年威灵顿那短暂的看守内阁后来证明是英国最后一次由一位公爵担任首相的政府；尽管如此，权力却仍然掌握在土地拥有者手中，可是在议会中，辉格党的势力仍然强大，和托利党平分秋色。要说起来，辉格党里有很多人是新近才得到了议员资格，这也应该算是上层统治阶层机动性的表现吧。皮尔和格莱斯顿都是牛津的两科优等生，可他们的上一代还不过是地方上的工商业者。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杰明·迪斯累里的成功：这位冒险家和小说家出自犹太教背景，而犹太教教徒直到1860年才获得充分的公民平等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