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运动和广教会
阿诺德，英国的公学，以及大多数政治家都属于“广教会派”或说是国教的自由主义传统。按广教会的原理，教会被设想为国家的合作者，神学教义要严格服从这一合作关系。福音派则颂扬宗教的律令，然而他们朴素的神学观越来越受到自由主义的冲击，后者的侵蚀作用在1832年的改革法案中似已达到顶点。教士们担心一个边沁主义的、从而也是无神论的改革大潮将到来；约翰·基布尔在牛津大学的一次布道中宣告了教士对之的抵制，其依据就是英国国教的使徒传统。“书册派”，亦即牛津运动，并不是通过社会改革或“高教会派”的仪式来反对自由主义；它是对国教传统的守护性的、智性的诉求。12年后的1845年，牛津运动分裂，那时一些领袖人物断定他们和罗马之间已经没有阻隔，于是就“过去了”；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就是其中之一，他这样做一定程度上是回应了低教会派的迫害，但也有纯粹的智性信念的因素。尽管敌视运动者不看好，然而牛津运动还是通过像威廉·尤厄特·格莱斯顿（W. E. Gladstone）那样虔诚的平信徒，以及它对宗教教育和建筑的影响，巩固了国教精神。
广教会派采用一种更为社会学的眼光来评估宗教，既然有这样的定位，那么当英国似乎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去教区的教堂时，他们也就陷入了困境。1851年那次绝无仅有的宗教人口普查表明，英国人口中只有约35％的人会去参加星期日的礼拜仪式，而且这中间有一半的人在“听”不从国教的牧师“讲经”，尽管各地区差别很大。1848年和以后的日子里，广教会派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投入很大精力去接近劳工，但是，如果说有1个工人是被这个团体的领袖莫里斯的神学说服了的话，那么有10个人是因为被莫里斯的同事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小说打动了，还有更多的人是因为得到了切实的帮助，如约·马·勒德洛（J. M. Ludlow）在工会的工作和爱·凡·尼尔（E. V. Neale）发动的原初阶段的合作运动。
国教至少拥有传统、财富和能够控制的广大地区，所有这些非国教教派都是得不到的。在宗派分裂、总是受到统治阶级的怀疑的情况下，有好几位持保守观点的不从国教宗的首领——著名的有循道宗联合会的杰贝兹·邦廷（Jabez Bunting）——力图互相联合起来。乡村和矿区的不从国教派则往往以政治激进主义为特征——威尔士南部发生的变化尤其剧烈；城市的精英团体，如唯一神教徒或贵格会友等，在政治上也往往十分激进。只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在反谷物法获得胜利之后，不从国教宗派才显示出实力，同自由党站在一起，要求改善自己的公民地位，或者如“解放协会”（1844年成立）的纲领所提出的，要求撤销圣公会的国立宗教地位。组织起来的不从国教派别在自由主义内部渐渐发挥了重大的——也是惹麻烦的——体制性作用。但是，富有的不从国教人士如一股细流似的连续地流入国教，这个倾向表明有组织的不从国教派也是一种损耗性资产。
在苏格兰，有关圣职授予权的争论在1833—1843年的“十年斗争”中达到高潮，最后以确立的苏格兰长老会的“分裂”和新的独立“自由苏格兰长老会”的成立而告终。教会在世俗中发挥的作用迅速减弱——1845年济贫法付诸实施——但是，宗教政治在19世纪后半叶仍然困扰着苏格兰的中产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