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社会主义
公学的再造为新一代的改革者提供了一种范式，他们中有许多人就是公学出身。和边沁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发展出完整统一的计划，而是谋求改造那些只有贵族和国教教士才能进入的机构，使其为全社会服务。1848年，追随弗·丹·莫里斯（F. D. Mourice）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其中就有汤姆·休斯）力图使英国国教成为劳资纠纷的仲裁者，表达了“国民化”的理想及其必然的结果，即让劳工阶级“融入”“政治社会”。他们并不孤独。在布拉德福德，激进的毛纺业者、年轻的威廉·爱德华·福斯特（William Edward Forster）（他曾是贵格教友）这样写道：
如果不对群众作出让步，如果不是所有的阶级都在认真地争取使大众的日子能过得好些，那么动乱迟早会发生。不过我相信，防止动乱的最佳政治手段是使中产阶级能感受、体谅工人，帮助他们实现合理的要求，从而自己也会获得力量拒绝他们那些不合理的要求。
福斯特的妻子是拉格比校长阿诺德的女儿，学校巡视员兼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姐姐。思虑高远而主张温和改革的“精神贵族”已经从原先的福音宗教向政治干预的方向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