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新的工业社会引发了对教育组织的关注。这方面存在不同的意见：福音教徒汉娜·莫尔（Hannah More）相信，要做到灌输宗教思想但又保存秩序的话，孩子们就只应学习阅读而不应学写作；亚当·斯密则担心分工会造成劳工阶级智力愚钝化的后果，他寻求通过办国家教育的办法来削弱这种影响。苏格兰因加尔文教改革了教会，所以有国家教育机构，但是英格兰却不存在相应的组织。19世纪以前有文法学校（其历史往往可追溯到宗教改革前），独立学校或曰“冒险”学校，以及慈善学校。学校质量差别甚巨，也根本无法适应正在壮大的年轻人群的需求，更别说为新兴城区服务和改善办学标准了。然而，1800年前后，舆论却转向了教育——可以用教育防范革命的发生，就连乔治三世（George III）本人也这么看。发生这个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出现了新的、廉价的因而也十分诱人的教学形式。由约瑟夫·兰开斯特（Joseph Lancaster）和安德鲁·贝尔（Andrew Bell）创立的“导生制”——年长学生记住所学功课后再去教小的学生——直接导致1808年成立了不列颠和外国学校协会，1811年成立了全国协会。但是，和这两种旨在普及全国教育的尝试同时展开的，却是它们各自的发起者，即不从国教派别和国教之间的日趋激烈的对立。宗教态度的重要性超过了教育规范，这种倾向继续了差不多一个世纪。
改造私人捐助的“公学”中所遭遇的宗教对立因属于英国国教内部矛盾，所以没有那么激烈。18世纪末，公学的境遇十分可怜，但这种情况在激进的广教会人士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于1829年就任拉格比学校校长之前就已经有所改善。事实上，阿诺德进行的改革类似于1832年那个基本上是保守的政治解决方案，但却持久得多。“人文教育”（即拉丁文和希腊文）对于想上大学的学生来说仍是主修课业，但已经得到提升，从训练贵族青年的毫无意义的仪式化教育改造成了竞争性进取的科目，使中产阶级子弟可以通过奖学金和牛津、剑桥的学院研究助学金得到深造机会。中产阶级子弟的目标是最终获得资助进入专门职业行当，但他们的作用更为深远：他们引导着其他工商阶层子弟，去实践一种净化了的土地贵族的价值观。阿诺德于1842年去世，这时其他历史更久的公学已经都在效法他的改革；铁路系统的扩展以及1857年托马斯·休斯那部极为成功的《汤姆·布朗求学记》对于这种模式的推广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