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改革
流行病的暴发为劳工阶级报了一箭之仇。处在仆人、小业主等大批穷人的包围之中,平日从来不把他们当回事的富人们,这时突然变得异常脆弱。例如,在1856年卡莱尔的那场瘟疫中,日后将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阿·坎·泰特(A. C. Tait)的7个子女中有5个死于猩红热。1831年,为对付霍乱,政府迫使地方显贵协助临时的卫生署工作。鉴于因养家活口的主力死去和健康恶化而陷入贫困化的人数众多,1841年,埃德温·查德威克代表济贫法专员主持了“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调查报告于1842年发表。因报告的后果和此后的骚动,更加之新一轮霍乱暴发的危险,便有了1848年的法案出台,将建立地方卫生局的权力下放到市政当局,卫生局接受包括查德威克在内的3名公共卫生专员的指导。除了边沁主义者,还有别的力量也被动员起来,如部分宪章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但可能更多的是托利党人、专业人员和慈善家。从阿什雷勋爵(Lord Ashley)的身上可以看到整个的卫生改革运动。这位将成为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的人可能是个偏见十足的低教会派托利党人——麦考利用“埃克塞特大厅的驴叫声”来形容他的风格——但是他继承了威廉·威尔伯福斯的能力,能娴熟地驾驭公众舆论和统治集团的意见,以获得政府的有效干预。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他在这方面的才能被用来帮助矿工、工厂的雇工、移居国外的穷人和贫民窟居民。有些人认为,行政改革具有自身的动力,与议会行动或意识形态均无关系。“托利党的历史阐释”(这是对上述观点多少有失公允的说法)对比了两类人的行为:一方面是官员——“果敢的行动者”,以及阿什雷勋爵那样的热心家,他们有事实上创立自己的法则的能量,另一方面则是议会对社会状况的漠不关心。
然而,这只是对改革进程的部分解释。官员的行为准则因部门而异,因人而异。一部分人专注于工作,甚至不惜自我牺牲;可另一些人身上则反映出委任制度下文职人员的闲适、懒散的风气。作为邮政局的高级职员,安东尼·特罗洛普(Antony Trollope)仍有时间每周狩猎两次,并且稳稳地年产1.7部小说。他的一部小说《三个职员》(1857)生动地展示出改革前死气沉沉的文职部门,也表现了特罗洛普本人对改革者酸溜溜的观感。
这是“地方自治”和向专业化演进的黄金时代,所以改革最强大的能量来自于大城市,来自于主要是在苏格兰接受职业训练的新一代医生,他们正处于从地位低下的外科医师和药师向一支自我管理的专业队伍转变的过程中。1847年,利物浦任命了第一个医务卫生官;一年后,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危险、俗称“平方英里”的伦敦城也指派了强悍的约翰·西蒙医生(Dr John Simon)作为其卫生官。及至1854年,指派医务卫生官已经成为强制性规定。实际情况也证明这个职位至关重要,医务官不仅促使各个城市着手进行给排水系统和拆除贫民窟等方面的重大规划,而且确保有关限制建筑和过度拥挤方面的规章得以贯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