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谷物法联盟
皮尔上台后则受到两方面的压力。制造业主迫于利润下降，要求降低工薪，他们相信只有面包降价了，才有可能做到低薪（面包是那时劳工阶级的主食，他们每人每周要吃大约5磅面包）。要降低面包价格，只有允许粮食自由进口，也就是说，只有废除1815年的谷物法。激进主义者在受到辉格党人立场后退的挫折后，赶上了这波浪潮，抓住了运动的指挥权。1838年10月于曼彻斯特会议上成立的反谷物法联盟中，成为联盟领导的是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在大洋彼岸有生意，成就平平的棉布商），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来自罗奇代尔市的贵格派地毯商）和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1843年创立《经济学家》的苏格兰记者）。反谷物法联盟既代表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了具有商业头脑和个人主义精神的英国中产阶级——德国人称之为“曼彻斯特人”（至今仍如此称呼他们）。联盟通过请愿、示威、不合作大动员等活动，并通过富有创意地使用新的便士邮政制，广泛煽动起人们对土地贵族和皮尔本人的仇恨情绪。
事实上，在财政政策方面，皮尔基本上一直遵循着政治经济学的准则：大大减少进口关税，重组英格兰银行，允许自由企业主负责铁路募资（尽管贸易委员会主席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主张全盘国有化）。然而，联盟成员则孤注一掷。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好日子和越来越有反抗精神的劳动大军绑在了一起。一位绝非正统的曼彻斯特纺织厂主、年轻的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目睹了一波又一波不满浪潮在工厂内涌动；他预言说，“当工人们决心不再任人买卖的时候，当他们自己决定劳动价值，成为不仅有劳动力也有意志力的人的时候，就在那样的时刻，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就走到了头。”恩格斯所选择的是经济不景气时期的极端手段，是宪章运动所表达、组织起来的劳工阶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