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和地方
官员、制造业主和治安官等士绅们经常表露出对于雅各宾派暴民围在自己的门前大吼大叫这种景象的恐惧情绪；有些劳工阶级的领袖也明确表示了革命的思想；那么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是否真正造成了（事实上也差点造成）推翻政权的威胁？假如所有的行动得到协调，假如有一种共同的经济目标将产业工人同议会中的激进分子和首都的专门技术行业联结起来，假如统治阶级真的吓破了胆，那么推翻政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这一切都很难做到。伦敦并非像巴黎那样，是“绝对”的中心城市；即使伦敦的激进人士能大规模发动群众，他们也缺乏可以抓住的有力的权力工具。
伦敦和地方上步调不一。议会反对党不赞成使用暴力，抨击暴力手段。内政部长西德默斯子爵（Viscount Sidmouth）力主镇压，他下面的地方官员恐吓反抗者——但付出了代价。事情于1819年8月16日在曼彻斯特达到顶峰：庞大的人群聚集在圣彼得广场前举行要求改革的和平示威活动，曼彻斯特的行政长官命令义勇骑兵逮捕集会上的演说者，士兵冲向人群，在“彼得卢”事件中造成11人死亡。激进人士要进行报复，政府则通过暗探和内奸渗入激进运动内部，这些都进一步造成了接下来一年中的数次冲突，如苏格兰的织工起义和企图在伦敦暗杀内阁成员的“加图街阴谋”事件。绞刑和流刑这样的镇压手段严厉、野蛮，行之有效；但从长远来看镇压反而加剧了对宪政的反抗，政府越来越受到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