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法国交战
令英国政府最恐慌的有两件事：一是法国的“民族自决”观念对低地英属国的影响，二是法国革命思想的蔓延。更有理由担心的欧洲君主们于1792年夏天一改18世纪战争中恪守规则的打法，把法国人当成了必须射杀的疯狗。法国则以人民十字军、“全民武装”的战争观念回敬。英国的外交恐吓引发了政治威胁：对法国的频频警告增强了巴黎某些乐观的革命家对战争可能会导致英国出现革命的信心。1793年2月1日，法国宣战了。
英国没有准备好。军队只有4.5万人，战舰中只有不到一成能勉强出海。再者，这次战争和以往的英法冲突很不同。新式的军队风气，革命军进攻的猛烈，法国新一代将领的干练，所有这些都让英国的盟军从一开始就陷入困难。到1797年时，奥地利已经被击垮出局，英国只得单独抵挡波拿巴（Bonaparte）进攻英国的军队。
战争早期，英国政府有三项当务之急：入侵威胁、战争费用和对付国内纷争。法国曾有三次企图入侵英国，一次经由威尔士，两次通过爱尔兰。1797年法军在威尔士西南的彭布鲁克企图登陆，但无人拥护。然而，1798年，在英国血腥镇压了长老会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起义（可能有3万人死去）之后，由安贝尔将军（General Humbert）率领的一支军队在爱尔兰西北部的梅奥登陆，后被迅速打退。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建造圆形石堡加固海防线，启用（防守家园的）国民军以及将“国民军法令”施行至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多项措施，来防卫英国本土。所有这些事情都让相关的非专职地方官头痛不已。及至1795年，光是付给盟军的津贴就达数千万之巨，捐税激增，1799年后还包括了新发明的所得税，每1英镑收入课税2先令（10便士）。至于对付内部的问题，政府对企图同法国媾和或联合的团体采取了断然的打击行动。1793至1794年，“皮特的恐怖统治”，加之地方上官员、实业家和爱国社团采取的各类行动，最终摧毁了许多激进组织。苏格兰的镇压行动尤其严酷。一口苏格兰腔的布莱克斯菲尔德勋爵（Lord Braxfield）用苏格兰式的诙谐，粗暴地不容置辩地捍卫着“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政体”。
一位受到布莱克斯菲尔德迫害的人告诉他，耶稣也是改革者，他回答说，“他还真当个事儿嘞，还不是没得好死。”他那讥讽语气象征着苏格兰启蒙运动所代表的上层社会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随之而来的是30年差不多持续不断的镇压，大权在握的就是皮特在苏格兰的律师盟友——邓达斯家族。
在爱尔兰，形势的逆转更为激烈。战争迫使皮特向爱尔兰议会施加压力，1793年时终于令后者授予天主教徒以选举权，这是企图将天主教徒从对“无神论”法国的热情立场上拉回来的努力。然而，“爱尔兰人联合会”这个非宗派性质的激进主义组织却迅速发展起来。1798年，联合会在乌尔斯特遭遇到极端新教组织奥兰基社团的抵制；对新教特权忿忿不平的天主教农民，又受了点有法国教育背景、满怀革命理想的神甫的影响，他们发动的地方暴动也阻遏了联合会的推进。在安贝尔登陆前夕，联合会在爱尔兰东部的威克洛曾发动酷烈而短暂的起义，足以让新教统治者明白自己的孤立地位。1800年，爱尔兰统治阶级效法1707年苏格兰人的做法，与英国达成了政治合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