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但是理念需要更新。腐败和低效已经在美洲战争中造成了惨痛的损失。虽然聚众暴动的情景——尤其是1780年的戈登暴动——使有名望的改革者变得更加审慎，改革却仍是不争的紧迫需要。亚当·斯密和卫斯理就曾以不同的方式确认了改革的必要性。问题在于，如何在宪政体制的范围之内进行改革？诸如“协会运动”之类的旨在使政治策略变得更富有原则性和规整性的种种尝试，只不过揭示出“利益”的盘根错节和一目了然的腐败。在苏格兰“广袤的衰败选区”中，仅4,000来个选民却要选出45个官职议员（114人中仅1人有选举权，英格兰是7人中1人有选举权），而且这些选区还从其“当家人”邓达斯家族那里得到肥差，尤其是被派往东印度公司和海军部。1782年以后，天主教徒仍然不能投票给爱尔兰的“自由”教会。
由于政治权力分配的极大不公，制造业大城镇的意见不得不通过“制造业者总理事会”这样的压力集团得到表达。1801年，70万人的约克郡只能有2名郡议员和26名选区议员，而18.8万人的康沃尔却能推选2名郡议员和42名选区议员。虽说1793年以后，已经允许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和天主教徒参加投票选举，但他们仍没有当选议员的资格。另一方面，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而欲跻身其中的代价又如此昂贵，所以对有些人来说，被排除在外倒实在是幸事了。如贵格会，虽然他们的总人数减少了，但教会内部繁复的家族关系（与非本教派的人结婚者是不可能继续留在贵格会的）则大大巩固了他们在工商界的地位，他们的经营从铁和铅的冶炼厂到银行和铁路，跨了许多行业。思想开明的、认为“最多只相信一个上帝”的唯一神教派的教徒，则成为活跃在地方科教启蒙事业中的领军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