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法国
工业的发展并非遵循着一条预先确定的、可预测的成功之路；其过程是缓慢的，带有偶然性的。亚当·斯密曾经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工业；甚至在19世纪20年代，经济学家仍无法确定技术能否改善普遍的生活水平。当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英国一直按1688年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的估算在发展，即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产值占英格兰和威尔士国民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不列颠王国的数字要低一些，因为包括了经济上落后的苏格兰和爱尔兰）。到1800年时，对不列颠“制造业”产值数字的测算已经调整为国民收入的25％，而商贸和运输业占了23％。然而这样的增长并没有超出法国的能力。真正使英国胜出的是质的变化，尤其是市场运营方式、技术和政府干预等方面的质变，以及1800年时占国民生产33％的资本主义农业。法国革命提高了农民的权益，却滞缓了农业的发展，然而这个时期英国的封地契约文书却已成为实在的土地所有权证明，这是对土地进行商业开发的关键。
1745年时，法国人口2,100万，是英国的两倍。在王室的庇护和国家的控制下，法国的经济不仅产量巨大，而且技术翻新和发展之迅速，与英国都不相上下。然而英国的技术发展受到新需求的驱动，可在法国，技术发展不仅受到政府干预的掣肘，更因传统资源的丰富而缺乏推动力。法国仍在采伐大量木材制成木炭，英国的铁厂主却不得不转用煤炭。法国有着与农耕作业一体化的庞大毛纺业；在英国，圈地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限制了国内同类产业的发展，却促进了新型的、需要利用水动力和蒸汽动力进行系统化生产的大工厂的兴建。最重要的是，到了18世纪70年代，英国已经在贸易战中占了上风，将法国赶出了西班牙的属地、印度和加拿大——甚至丢了北美殖民地的损失也很快在兴旺的棉花贸易中得到了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