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意识
如果说统计和社会环境方面存在着问题，那么意识的问题也同样存在。工业化的概念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产生。无论统治精英信奉什么样的经济学说，地方长官和土地拥有者的口号是稳定，他们的价值观仍是前工业社会的。但是，1829年时，工业化的大势突然明朗起来。就在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最后一部小说问世才11年后，《爱丁堡评论》杂志上一个粗嗓门的新声音描述了“时代的征兆”：“我们搬走大山，把大海当成平坦的大道，什么也挡不住我们。我们征战不开化的自然；我们的引擎所向披靡，我们总是满载战利品，得胜回朝。”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生动地、饱含感情地概括了当时令人目不暇接的一幕幕情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在多部“威弗利”小说中曾描写过的从英雄政治向经济政治的转型；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那规划有序的新拉纳克工厂社区；走投无路的手摇纺机织工的空想政治；欧洲观摩者流露出来的惊恐和讶异等等。几个月后，卡莱尔的话在乔治·斯蒂芬森的“火箭号”中变成了铁的事实。
但是，从诸如此类的形象中，我们是否能得出同我们、也同那个时代相关的、前后一致的一整套思想呢？对那个时代作出开拓性探索的乔·马·扬（G. M. Young）在《时代肖像》（1936）一看出，“控制并激励了行动者的是福音教规之不可估量的强制力，以及几乎普遍的对进步的信念”。然而扬的历史记录的是“举足轻重者的言谈”，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精英的历史；它忽视了广大的民众——矿井和工厂的工人、爱尔兰的农场雇工、伦敦的街头流浪儿等，即便提到，也只是将他们当作“麻烦制造者”来看待。它缺乏列·托尔斯泰（Leo Tolstoy）在《战争与和平》中体现的那种极其犀利的洞察，即波澜壮阔的事件起源于普通人所作的无数次个人的决定。在与托尔斯泰笔下的法国、俄国士兵同时代的英国人中，很少有人同意那些“举足轻重的”决策者的看法：据我们所知，他们中间只有少数人走进过教堂，而从他们写的和读的东西来看，他们对进步几乎不抱任何信念。然而，无论那些受到“后人极端轻慢”的人的行动自由受到多大限制，他们的决定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倾听他们的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