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情感
这个时期真正具有影响的改革恰恰是那些道德、仁爱和实用主义方面符合福音派观念的“改善和进步”。约翰·霍华德于18世纪70和80年代中进行了著名的监狱改革运动。用伯克的话说，霍华德的“发现之旅”或“慈善环航”有力地促进了他所察看和描述过的慈善机构的改造工作。在这个积极进取的时代还涌现出许多主日学校，并且各处都在踊跃地成立由神职人员监督的互济会。下层阶级的传统娱乐活动，特别是诸如斗鸡和纵狗咬牛等残忍虐待动物的活动，越来越受到社会上层人士的指责和监督。
对帝国责任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伯克反对英属印度的救星沃伦·黑斯廷斯的运动旷日持久。尽管黑斯廷斯对某些指控显然负有罪责，但对他的弹劾仍然失败了。不论有无获罪，黑斯廷斯都可以被视为公众道德标准变化的牺牲品。克莱武那类人原先还可能得到宽恕，而现在却不再被容忍。殖民地人民的待遇在宗主国不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从北美印第安人到库克船长的南海岛民，对这些“未开化”民族的兴趣，就像伯克为那些更文明更进步但同样被征服的亚洲人感到的愤慨那样，都表明了当时的人们对帝国受害者的境况怀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的新情感。
这种新情感首先发难的目标当然是最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虽然格兰维尔·夏普在18世纪70年代最初几年以及威廉·威尔伯福斯在80年代领导的运动要等到多年后才能最终取得成功，但在此期间一直不断有胜利。1772年的詹姆斯·萨莫塞特案中，一名被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带到伦敦的黑奴获得了自由，理由是英国没有法律授权准许“奴役这种高度支配的行为”。这一判决的社会效应远远超过了其法律意义，但它所引起的关注却体现了18世纪末期思想的精髓，即强调人人平等、宗教救赎和政治保守主义。威尔伯福斯及其同伴是教会和国家当权派的坚定捍卫者，对激进政治完全不感兴趣。在这方面，他们表现出新工业时代英国的商业阶级那种严肃认真的福音派热情。不论这种政治体制被认为多么不具代表性，但威尔伯福斯的朋友皮特正是这些阶级的最好代表。而且，也正是他们对财产权益出于本能的坚决维护，加上积极的商业进取心和极其严肃认真的道德观念在后来把美洲战争后的英国带入了法国大革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