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乱和反响
在这种情况下,戈登暴乱尤其具有破坏性。改革者与戈登领导的暴乱者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这些暴乱者在1780年春将伦敦置于自己摆布之下近一周,并大肆进行谋杀和破坏。他们的行为乃是赤裸裸的宗教偏见,旨在取消1778年在政府和对立派双方支持下通过的针对罗马天主教徒的宽大措施。与1753—1754年《犹太法案》的情况一样,立法机构显然很容易与民众的情感脱节。反天主教的领袖乔治·戈登称自己的运动为新教会社运动,受到惊吓的有产者很容易将暴乱者与更体面的会社会员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随后数年中在英国出现的有名的保守主义浪潮或许可以上溯至这个时期。
18世纪80年代初期不仅从超议会层面上说是动荡的,而且,这些年还与60年代一样,政治局面极其不稳定。这也是改革失败的一个因素。1782年以前,议会中的改革者松散地聚集在两个主要辉格党集团周围,即罗金厄姆侯爵一派和谢尔本伯爵一派。这两个得到认可的派别分别代表辉格党主张的不同传统,罗金厄姆一派的传统可以追溯至纽卡斯尔和老辉格党家族,而谢尔本一派的传统则可以上溯至老皮特。每一派中最有前途的人才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是罗金厄姆派最激进的支持者之一,也是这一派中最得人心的。他是老皮特的一个对手亨利·福克斯的儿子,在新的统治时期曾是比特伯爵短暂利用的工具。在谢尔本派中有小皮特——用伯克的话说,他不只是“酷似父亲的儿子”,而简直就是“他父亲的再现”。这两人都是真正的改革者,似乎都能给一个已经倦怠但仍然乐观的时代提供一条全新之道,并且都使人们看到了迎来新领导人的希望,一改此前由那些曾在美洲战争中决策失当而名誉扫地的人所维持的政治现状。
不幸的是,他们两人成了对手而不是同盟,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在诺思首相1782年辞职后的复杂、严峻政治环境中,事实证明他们之间的敌意事关重大。福克斯主动采取行动,企图全面控制内阁,而国王对由这样一个令他讨厌的人独揽大权感到厌恶。在1782年夏罗金厄姆死后发生的斗争中,福克斯采取的手段是与他的旧敌诺思结成肮脏的联盟。这个联盟令人极其恼火并遭到普遍蔑视,但在福克斯看来,通过它能够控制下议院,并由此控制政府,这似乎太重要了,足以让他忽略言行需要前后一致这一点。
但是,福克斯的逻辑还是存有缺陷。他的内阁,即臭名昭著的福克斯-诺思联盟,没有持续多久。国王本人对此强烈反对,并有步骤地筹划将其摧毁。皮特也强烈反对,他不想依附福克斯,而且由衷厌恶诺思。当福克斯热切地提议彻底重组东印度公司时,他实际上是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皮特和国王可以提请国民公断解散议会。乔治三世授意上议院否决《印度草案》,之后皮特受命执政,1784年春季宣布举行大眩
结果可想而知。福克斯全面受挫,不只是在财政部可以施加影响的范围内,而且在公众舆论相当重要、民众明显厌恶他的更广泛和更开放的选区范围内。事态平息之后,皮特稳稳坐上首相之位,辉格党被彻底挫败。最重要的是,人们期望福克斯与皮特能够结成联盟反对乔治三世和诺思,实现众盼的改革,但这种期望被葬送了,似乎被福克斯这个“人民宠儿”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行为所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