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社运动
美洲战争给国内带来的影响比其海外后果几乎更重大。一场世界战争给一个新兴工业社会带来了众多经济问题同时也对贸易造成了巨大的限制。在随后出现的经济衰退中，股票市场和土地价值跌到了多年未见的令人担忧的低水平。空前的高税收和迅速增加的国债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危机，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于是人们对政府、议会以及总的政治体制提出了根本质疑。在接踵而至的混乱局面中，比较保守的势力，尤其是乡绅，随着1779—1780年会社运动的展开也卷入了一场似乎是针对宪制的公开抨击活动中。各会社在郡县、首都以及外省城市都获得了广泛支持，他们要求改革的呼声超过了威尔克斯运动之外的一切狂热的激进分子。约克郡的牧师及乡绅克里斯托弗·维威尔几乎成为这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领袖，但他本人不算是那种激进分子。不过，他要求消除有名无实的选区，要求扩大公民权以及要求推行不记名投票等，这些在当时都颇具前瞻性。此外，会社运动传递出了某种信息，或者说是由大都市的煽动者嘴里传达出了某种暗示，如约翰·杰布和卡特赖特少校在言谈中都明确表示，如果议会抵制改革，就应被郡代表们替代。
当时对这种新现象充满极度恐惧。事后看来，会社运动的气势和广度确实惊人。不少人认为它几乎促成了英国的改革，使得其可能性比随后50年中任何时候都更大。当该运动1780年达到顶峰时，在全国范围内就改革问题达成了程度不凡的共识。这时候，甚至下议院也不顾政府内外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国王的影响力有所增大，并在不断增强，应当予以削弱”。这成为了随后近五年之久的激烈政治争论和持续思想冲突开始的信号。
那么，为什么会社运动没能完成其任务？当1782年诺思让位而由辉格党短暂执政时，伯克及其同僚设法对议会进行了几项改革，撤掉了一些名声不好的挂名职位，并规定要更加仔细地审查国王的经费。但事实上，议会改革困难重重。即使当小皮特于1783年获得最高执政权以及议会中的财政部官员经首相批准正式提出了改革建议时，它并没有获得议会中多数人的支持。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会社运动兴起的环境有关。当时进行彻底改革的热情有限，而且主要局限于善于发表意见的人和城市居民中。有时声响虽超乎寻常的大，但真正得到的支持，即使在城市资产阶级中也很有限。18世纪的议会，不论其在选举方面有多少缺陷，对小资产者和中产阶级的要求还是非常敏感的。许多法律都以他们的商业和产业利益为目标。还有更多的法律赋予了他们在各自地区的诸多权力，使他们能够控制各种法定机构，从收税路和运河托拉斯到改良委员会和执行济贫法的团体。对于那些受益人来说，进行议会改革的理由看上去很不充分。
会社运动源于一场全国危机，在此期间，对现有政治的任何系统批评都会引起关注。改革者针对朝廷体制的浪费和低效发出的大声抗议似乎特别合情合理。30年后也因为相同的原因又出现了相同的现象，由于与拿破仑一世的战争开支巨大，引起经济危机，激起了类似的抗议。但是这些状况没有持续很久，对改革的兴趣也大多随着这些状况的结束而消失。到18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日益感到商业在复苏，财政状况在恢复，这都是小皮特的政策发挥了效力。繁荣比任何争论都更有效地消除了激发改革的因素。
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人们普遍对极端分子的举措越来越感到担忧。改革运动的狂热分子似乎不只是指责朝廷的腐败政治，而且还质疑背后支撑它的宪法框架，甚至抨击有产阶级本身。在早期改革运动的论著中已经可以看见后来“人权派”的影子。按照后来的标准，像理查德·普赖斯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这样的人其实都算是相当温和的。但是，他们所挑战的是他们那个时代一些最顽固的看法和很习以为常的思想，因此要攻破他们与边远地区贵族和外省商人的脆弱联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