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战争
美洲方面没有出现发财归来的人这类问题，但是美洲殖民地的维持和扩张造成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甚至比在东方扩张的后果更大，而且其后续的影响更广泛。英国的大臣们非常清楚他们大洋彼岸那些臣民的价值，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伦敦的干预问题上，这十三个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态度。而且，他们也没弄明白那群大约只有250万人的遥远、富足、机智的移民有多大的能力来阻挡和抵制帝国的力量。结果导致在十年内英美关系危机不断，首先是1765年的《印花税法》，令美洲殖民地人民发出“无代表，不纳税”的抗议，并逐步升级，最终在1775年爆发叛乱和战争。
从英国的立场出发，即使在两个世纪后，也很难确定问题归根结底出在哪里。到1775年，战后大臣们的多数目标都已被明确或暗暗地放弃。1775年时，即使最乐观的人也不会认为美洲将成为罗金厄姆侯爵所说的“岁入宝矿”。以武力镇压殖民地的代价注定会很昂贵，而且镇压的最终结果也同样难以预料。欧洲的敌人明摆着会把独立战争视为一个重新寻求均势的机会，借此摆脱七年战争给他们造成的不利处境。此外，还有些人不同意把整个美洲战争看作是商业法则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独立宣言》同年发表（而且碰巧与爱德华·吉本对罗马帝国历史作出悲观评价的史书第一卷同时出版），系统地推翻了帝国发展背后倚赖的经济理论。
然而，除少数人，即大都市的激进政治家和一些不信奉国教者以外，大多数英国人强烈支持对美洲的战争。其中心原则，即维护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威，自然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个倡导该原则的伟大时代。威廉·布莱克斯通于1765年发表著名的《英国法律评论》，毫不含糊、清楚明白地宣布了“君临议会”的无限法律权力；与美洲的冲突可能是其最清晰的表现。此外，事后看来似乎特别有说服力的经济论点在第一次被提出时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对于大多数英国人而言，他们唯一认可的是那个陈旧的重商主义帝国概念。对他们来说，拒绝完全接受议会最高权威的殖民地不仅毫无价值，而且十分危险。即使是许多更富有想象力的头脑也没能驳斥失控的帝国比根本没有帝国更糟这个信念。
这里，如果要说有的话，可以说是有年代与文化上的差异与冲突。定居美洲的人内心里维护的是17世纪英国人的权利。对他们而言，抵制印花税与约翰·汉普登反对造船税的情形是一样的，一种凌驾于各州议会和地方权利之上的最高权威是不可思议的。而另一方面，英国本土的人却在利用18世纪的武器，即议会的无上权威，来维护18世纪最珍视的信条之一，即一个商业体制中宗主国的权力是不可分割、不受限制的。于是只有凭武力来决定胜负了。
最终较量的结果是新的合众国获胜。在此过程中，战争对英国来说是一场灾难，远比1665—1667年第二次荷兰战争以来的任何局面都糟糕。这场战争由殖民地叛乱演变成一场反抗波旁君主政体的全面战争，且最终引起了与荷兰的战争并与其他列强形成一种“武装中立”的状态。1782—1783年的和平谈判挽回了部分损失。尽管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十三个殖民地，但1782年，海军上将罗德尼在桑特群岛取得辉煌胜利，保住了英属西印度群岛，尤其是避免了乔治三世陷入难堪局面，他因此而不必放弃奥利弗·克伦威尔一个世纪前赢得的牙买加这个宝岛。在地中海，西班牙企图重新征服直布罗陀，但被击退。在印度，沃伦·黑斯廷斯勇猛地捍卫克莱武取得的领地，击退了法国的报复和当地王侯的叛乱。
在家门口，英国甚至得更拼命地来维持对爱尔兰的控制。北美独立战争一方面给爱尔兰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决心摆脱英国控制的爱尔兰爱国者获得了宝贵的时机。1780年，诺思实际上使爱尔兰商人在帝国经济中享有了同等的权利。1782年罗金厄姆正式承认爱尔兰的立法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能使爱尔兰留在帝国内可以被看作是某种胜利。当时的人认为美国独立好似一粒难以下咽的药片，但除了十三个殖民地以外，帝国的大部分仍完好无恙，而且至少避免了战争最黑暗时期他们所惧怕的那种彻底的耻辱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