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仇恨
既然如此，为什么新政权还引起如此争议？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新政府中的掌权者在他们本来并无害的活动中夹杂了对注定要制造麻烦的旧政权的某种个人敌意。乔治三世选择他先前的家庭教师比特伯爵来实行改革。比特是一名热爱知识、但经验和技巧并不足的苏格兰贵族。他在教诲年轻国王为将来的统治做准备时，教授的技巧多半较天真而不够狡诈。当时既不存在反对自由和宪制的重大阴谋，也没有要推行一种新独裁制度的决心。但是，新国王和他的首相无疑对乔治二世统治时期独霸大权的那些人存有根深蒂固的憎恨，而且即使不是坚决要弃他们不用，起码也已准备好要随时剔除他们，甚至要羞辱他们。被认为在1757年时背叛了王子的朝廷的“黑心”皮特更是遭到了公然仇视，所以很难想象皮特和比特如何能在新局势下合作。不过，皮特是个妄自尊大之人，只有圣人才能与其长久合作。
大的辉格党家族是另一个问题。他们的社会地位、分量以及承袭来的重要声望都会使他们成为危险的敌人。他们无疑会有些居高临下地对待新国王。卡文迪什这样的家族喜欢把自己视为国王的拥立者，对于他们来说，汉诺威选帝侯至多是同辈之冠。纽卡斯尔在执政一辈子后，当然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一个主要以腿部线条优美和庇护植物学家著称的无用的学究式苏格兰贵族认真采纳，这也是有情可原。简言之，新政权有充分理由谨慎行事，而且尤其有理由确保尽可能顺利地由旧政治过渡到新政治。
但这绝不是没有问题的。辉格党的“老骨干人员”很清楚比特的要求必然得到准许。由于缺乏一个极富个性魅力的领袖，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还是愿意在新政府管理下继续效力。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是诺思。他是纽卡斯尔公爵的表亲，未来的首相，在新统治时期只是被动地效力于乔治三世的宫廷。即使是那些资深人士，他们虽认为自己是新秩序的受害者，也不愿对之宣战。哈德威克伯爵是辉格党律师中资格最老的，而且曾是佩勒姆政府的台柱之一，他也只是为自己的朋友们争取不辱体面的条款，以及为自己的家族寻求继续在朝廷任职的待遇。
在这种背景下，比特和乔治三世将纽卡斯尔及其朋友驱逐出政府的做法很不明智。他们这样做，表面上是借了1762年春的和平条件的名义，结果却制造了现代英国政治中最持久的仇恨之一。
如果新计划真成功了，那么疏远旧的政界领导人物的代价也许是值得的。但结果是，在陷自己辅佐的年轻国王于劲敌包围之后，比特本人上台仅一年后便决定辞职，傲慢地打算从普通议员席上，或不如说（就像必然被认为的那样）想从幕后，操纵事务。所以，他除了愚笨地与老辉格党家族对抗之外，还极不明智地授之以自己搞阴谋诡计和暗地里施展影响的把柄，更进一步加强和煽起了他们的敌对情绪。这种敌对情绪以及比特的暧昧之举共同确立了一种持续了20多年的政治模式。
就短期而言，18世纪60年代见证了不稳定内阁的恶性循环。乔治三世一直想找一位在议事时能与他意向相投而又能领导议会的首相。于是在这个过程中，相继试用了罗金厄姆侯爵、皮特和格拉夫顿公爵等辉格党人，但均发现不太令他满意，直到1770年诺思出现，才成为能够继承沃波尔和佩勒姆衣钵的人。通观这些年经历的曲折和派性政治，总是有比特从中无关痛痒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地插手干预，还有对辉格党家族的怀疑，以及传说中关于某种持续的、不正当且秘密存在的影响挥之不去。当埃德蒙·伯克撰写《关于当前不满的原因之思考》（1770）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进行全面和经典的分析时，正是这种传说中的影响给了他对新王室及其体制进行系统抨击的依据。这篇《思考》将作为由辉格党核准的权威版本进入历史，后来许多代人也将它视为乔治三世罪行的标准记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