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利党人的重返
不论皮特成就的性质如何，他那些有争议的活动已为随后不久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拉开了序幕。18世纪60年代政治性质的改变将永远与新国王乔治三世及其最不安分的臣民之一，约翰·威尔克斯联系在一起。就国王来说，这些年将会证明是极其痛苦的。然而，乔治三世所做的多半是顺理成章地将其祖父统治时期的趋势推向顶点。他决意废除老的党派区别的所谓变革决心尤其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区别实际上已经由于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和皮特成功地吸纳了一些托利党人来任职而被削弱。1760年时的党派区别更多的是一种论调而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不情愿或勉强的宽容态度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老托利党人能够参与新政权而怀有的一种心照不宣的自豪感。朝廷张开臂膀欢迎托利党人归来，并明智地授予他们官位、荣誉和贵族头衔。在各郡，他们重又掌握了过去十年中不曾问津的治安官职权。在中部各郡，这些治安官职位再一次变得好像是为乡绅而设的，其中许多是老托利党人，甚至是老保王党人。
一个令人敬畏的托利党人获授特殊的地位。当时的文坛巨匠约翰逊博士颇受新政权的嘉许和赏识，1762年时他从比特伯爵那里获得一笔年金。他重新被政府接纳一事不乏讽刺。18世纪30年代里，约翰逊曾写过尖刻的爱国檄文，抨击沃波尔在加勒比的亲西班牙政策以及英国在那里宣称的权利。现在，在新国王统治下，他将挥笔书写一篇同样铿锵有力且更令人信服的文章，为英国宣称福克兰群岛归自己所有后乔治三世对西班牙所采取的所谓绥靖政策辩护。约翰逊将这些岛屿描述成“凄凉阴郁的荒凉之地，是被人类遗弃的岛屿，冬天多风暴，夏天荒凉贫瘠。”然而，在英国外交政策史中，福克兰群岛的问题并未就此完结。
约翰逊这种个人变化的意义，从牛津大学建制史的变化中体现得更加鲜明。46年以来，牛津大学一直是感伤怀旧的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大本营和神殿，由于几代辉格党教士相继把持着有名有利的职位，它一直在政治上受到冷遇。汉诺威王朝初期英国教会的执教人员通常是由剑桥大学或牛津的一些很小的辉格党学院培养的。在新的统治时期，哪所大学得以扬眉吐气重返朝廷的怀抱，是毫无疑问的。最奇怪的是，牛津大学曾为政府，甚至早期汉诺威政府，培养出了不止一名首相。但是，佩勒姆却几乎没有阻拦其兄弟将教会的庇护权给予剑桥大学，而皮特曾一度很不光彩地利用了自己母校牛津大学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协会。在乔治三世统治下，牛津大学终于有了首相诺思，他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名誉校长，他恰好能代表保王党郡县中那些老托利党家族。
如果说托利党人重返朝廷并不让人吃惊，那么乔治三世的其他新措施恐怕也就不足为奇了。新政权一开始是怀了良好意图和崇高愿望的。任何以为新的“爱国君主”可能会力图加强王室特权的想法很快便被击碎。《王位继承法》（The Demise of the Crown Act）规定法官不得像过去那样在君主死后辞职，这样就消除了对国王可能利用自己的法定权利清除辉格党把持的司法机构的一切疑虑。同时，《王室费法案》（The Civil List Act）规定要严格控制王室每年80万英镑的津贴。这与拨给乔治二世的津贴相同，但是有重要的补充条款规定王室费的任何盈余今后将归财政部而非国王。随着通货膨胀的出现，这项规定严重限制了国王应付日趋增加的宫廷开支的能力，并不无嘲讽地成为国王为爱国所作出的极其得不偿失的让步。这是真正继承了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领导的莱斯特下议院派的传统——它不是一个要创建一种新的仁慈的专制统治的花哨计划，而是对国王的特权进一步予以了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