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特和七年战争
战争爆发了，开始时对英国和皮特的政敌来说损失都很惨重。1755—1756年中，海军行动不成功，英国丧失了地中海上的梅诺卡岛，海军上将宾被无情地当作替罪羊，使得老辉格党政权信誉扫地。而这却成就了皮特，或许也成就了第一英帝国。
接下来几年是历史上格外重要的一个阶段。七年战争取得一系列胜利，英国在北美和印度彻底击败了法国，在其他地方也成功挡住了波旁王朝的威胁，代表了帝国成就的巅峰，皮特也因此成为英国历史上战功最辉煌的大臣。此外，他成功地痛击了辉格党的“老骨干人员”这帮政客，似乎预示了一批新派政客和一种新型政治的出现，这可以从约翰逊博士对沃波尔和皮特所作的巧妙对比中看出，前者是“国王派给百姓的首相”，而后者则是“百姓派给国王的首相”。然而，皮特得以飞黄腾达更多的是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以及纯粹的运气，而不是公众的赞誉。
就算有民众支持他，这种支持也是他在伦敦城中的朋友和在外省新结识的托利党伙伴费心策划的。他第一次尝试执政，即1756—1757年的皮特－德文郡公爵内阁，软弱无力且为时不长；第二次，即1757年的联合内阁，远远成功得多，这部分是因为他与纽卡斯尔做了笔交易，部分是因为得到威尔士亲王，即未来的乔治三世的支持。这种兼顾“期待权益”与“老骨干人员”的做法与皮特的各届前任和政敌们的那些政治伎俩一样地不择手段，与沃波尔在1720年的所作所为也极其相似，当时沃波尔和乔治亲王（后来的乔治二世）又是恐吓威胁，又是甜言蜜语，最终重返宫廷，荣登王位。
皮特在战争中的作为也不像他的敬慕者后来所宣扬的那样毫无瑕疵。他所实行的基本战略与他先前支持的爱国方案完全相左。他坚持不惜重金与普鲁士结成同盟，并将英国的钱财和人力大量用来在德国维持一支军队，这些都自然地遵循了佩勒姆和纽卡斯尔的外交策略。皮特自己对战争最具代表性的贡献是对法国海岸实行联合作战，旨在转移法国对德国战争的注意力。这是他拼命试图向其朋友们，那些对他的“汉诺威”政策已经越来越感到失望的托利党人，证明他仍然爱国的做法。就军事而言，此举不仅铺张浪费而且收效甚微。
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这也大多归功于皮特难以驾驭的一些因素。大体上说，法国因为没能加强海军和殖民地战争的财力和物资供给而付出了惨重代价。在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占的优势不是太多，但却是决定性的，尤其是加上了罗伯特·克莱武的才干。皮特把克莱武称为“上天选派的”将领，就是借用辞令来表示他不能将任命克莱武的功劳据为己有。
即使是曾英勇攻克魁北克、被国民寄予厚望的詹姆斯·沃尔夫，也只是在北美指挥作战的司令官中的最后一个，况且他也不是屡战屡胜。但是，胜利的到来解决了战争的一切问题，至少在不得不进行和平谈判之前是如此。在奇迹迭出的1759年以前，也即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的形势彻底改变之前，皮特与纽卡斯尔的联盟已濒临瓦解。皮特施行的政策令他那些托利党支持者深感惶恐，他们在不断谈论要放弃对他的支持，而他的同盟纽卡斯尔则不断威胁说要甩掉一个花钱如流水、付出昂贵代价却常换来败绩的同僚。而在1759年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化解了。
七年战争有如此运气的结局不应全都归功于皮特，但是在两个重要方面他所赢得的历史声望似乎是当之无愧的。即使说皮特的人气被夸大了，但他在改变18世纪政治的性质方面所起的作用不管怎样说都很重要。18世纪50年代中期，已有的政治模式显然在破裂。托利主义遭排斥的状况和辉格家族在狭小圈子内维持对任命权的控制都没有持续很久。皮特至少带来了一种与老式政治决裂的希望，特别是在大都市，他在那里联系深广，拥有一批真正的民众选民。同样，作为一名战争领袖，他确实具有一种当时任何对手都不具备的重要品质。没有这一品质，战争不可能得以继续，更别说最终获胜。这种品质就是政治勇气以及与其相伴的近乎轻率自大的自信。这种勇气为其他更有能力和更审慎的人提供了一个他们需要的道德基础，由此而去战斗并赢得辉煌胜利。就在老辉格党领袖纽卡斯尔和福克斯明显张皇失措的时候，皮特对自己领导才能的信心成了关乎战争何去何从的一个关键要素。如果政治殊荣归根结底属于那些甘冒一切风险的人，那么至少在这个意义上，皮特理应得到这份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