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满情绪
18世纪对社会问题的敏感程度比有时看似的要高，不过这些社会问题并没有简单或全面的解决办法。贫民自己进行了反击，主要靠传统的武器来维护陷入四面楚歌的经济秩序。他们求助于限制中间商和垄断的古老法律来对抗匮乏和高价格。他们结成联盟来挫败其雇主，组织互助会以提供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险，由此抵制工资的削减和机器的引进。在极端情况下，他们会时常起来造反和制造骚乱。
虽然贫民不是没取得过胜利，但这注定是场要失败的斗争。民众对富有的商业中间商的所作所为的怨恨虽然得到了地主阶级一定的同情，但发展一个专门市场来销售日益改良的农业所提供的产品对地主与对粮食商来说同样重要。在陈腐过时的工业关系机制方面情况也是类似：由于拥有资本的生产商和非熟练工人的共同欺骗，企图贯彻实施原有《学徒法》的努力根本无效。即使成功实施这类限制性措施的公司也只能做到保证不参与新的投资和新工业。各种行会受到的待遇更为简慢。纯粹旨在提供养老金和疾病补助的互助会得到上层社会的鼓励，但联合会（或工会）经常遭到镇压，即使它们反对的是18世纪雇主较明显的不公正做法，如在英格兰西南部诸郡的服装工业中采取的实物工资制等。联合会有时也会成功，例如伦敦成衣业或皇家造船厂的工会运动，这要归功于地位已稳固的工业集团的决心。在大多数新兴工业中，都是雇主获得彻底的胜利。
从某些方面说，下层阶级不满情绪的最极端表现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宽容，这无疑是因为家长式的统治者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遗憾但却必要的安全阀。政府很少采取过分的措施来镇压暴动，而且只对其中少数人进行惩戒性的处罚。即便那样，只要挑衅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就算看上去非常极端，处罚也都往往轻得令人吃惊。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多半时间里选举骚乱可以说几乎不可避免。像考文垂这样一个喧嚣的城镇拥有广大的选民，而且无选举权的人也积极参与，每次选举必然会发生骚乱。反复发生的粮食暴乱与18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的饥荒有关，也被当作是乡村生活一个令人不快但多少必要的方面。在一定限度内，当局对这类事件广泛采取了宽容态度。例如，1765年，伦敦斯皮特尔菲尔兹的缫丝工人认为贝德福德公爵支持进口法国丝绸使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因而暴怒，全面围困贝德福德府郏暴乱严重到足以动用军队的地步，但就连伦敦上流社会也认为把这当作一种有趣的消遣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值得人们从旁观者的立场对它进行审视。
执意坚持当然就可能会带来更严厉的后果。18世纪30年代反收税路最初的暴乱得到了相对宽容的对待，甚至有些有产阶级还暗暗给予鼓励，因为他们与比自己地位低的同胞门一样厌恶通行费。但是，随后便不可避免地招致了惩戒性判决。而且，从18世纪60年代起，有迹象表明当局对民众骚乱的态度有所改变。约翰·威尔克斯为维护选举权和新闻自由而发起了持久而有争议的运动，引发了激烈的街头示威行动。随后群众以“威尔克斯与自由”之名同当局发生了冲突，造成了太大的政治影响，已无法让人熟视无睹。1780年由戈登煽动的反天主教暴乱第一次在伦敦制造了一种真正的恐怖状态，它标志着对待暴乱态度的转变进程中一个更重要的阶段。只需等随后10年中的法国大革命来彻底摧毁旧的宽容态度，并在有产阶级头脑中形成民众暴乱为洪水猛兽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