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化
物质增长的步伐越来越快，对英国社会的性质也产生了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结果与此前的商业多样化和资本主义普遍发展所表明的趋势是一致的。在社会结构方面，可以说主要影响是拉大了社会等级差距。财富分配极不均衡，而且税收的水平和性质几乎无助于这些财富的再分配，社会中层和上层的实际生活水准的提高幅度明显要比社会底层大许多。
这并不是全新的现象。例如，在16和17世纪，农业发展已经显著改变了典型的农村社会结构。圈地、垄断式收购和整体上的改良正逐步将以小资产者、世袭地继承者或为热衷于老英格兰的人所喜爱的自耕农为特征的村落，变成某种全新的东西。农村地区正逐渐被殷实的资本主义化的农场主所统治，他们通常是大地主的土地租用人，本身不是土地所有者，所有在他们之下的人正日益沦为无土地的劳动者。这一进程有时被夸大其词了，这种情况是否真会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条件。但这一进程在18世纪肯定加快了。而最重要的是，在工业和城市发展方面也出现了极其相似的情况。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18世纪的英国正在逐步走向一个更加两极化的社会。
更糟的是，两极分化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远远要更加明显。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更不要说当时总体识字水平和通信能力的大大提高，使得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对照更加鲜明，令人担忧。统治阶层生活奢侈，大肆铺张浪费，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上升得虽不很快，但累积起来影响更大。这些都使一个以金钱为基础的高度商业化社会的不平等现象鲜明而刺眼。这种疾患，如果确实是一种疾患的话，在首都表现最明显。在伦敦，由于相对缺乏已牢固确立的社会约束和习俗，可怜的穷人总是能近距离地接触到舒适的中产阶级乃至巨富阶层但却无利可图，这必然引发我们在菲尔丁和贺加斯作品中看到的那种道德愤怒和社会批判。
对这方面的关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生活水准的恶化，很难判断。1750年以前，食品价格极低，加上人口相对无变化且工资稳定，穷人的实际所得很可能有所增加。当时伦敦人特别嗜爱杜松子酒，这带来了严重问题；而较穷的人则特别喜爱饮茶，这虽没那么大破坏性，但在当时也同样遭到批评。尽管如此，这些都至少表明当时人们不缺钱花。但是，世纪中叶以后，许多人的状况似乎恶化了。他们重新回到了先前那种收成一般甚至不足的状况，外加工业经济不时衰退并导致失业，底层人们的生活就变得窘迫而悲惨。此外，人口的迅速增长，加上机械革新，致使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也使得地位低下的新兴无产者无法分享工业大发展带来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