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和经济的增长
这种转移可以从这个时期人口的变化趋势中清楚地看出来。18世纪20年代的灾难过后，人口又开始回升，尽管18世纪30年代的增长幅度非常缓慢。1750年提议进行的人口普查夭折了，否则统计出的人口总数很可能为580万左右，比20年前多50万。1770年时人口约为640万，1790年时接近800万。按19世纪的标准看，这个增长速度并不惊人，不过这仍是现代人口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工业和城市总的发展情况可以说也基本如此。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一直不断有重要的创新发明和新兴企业出现。但是在亚伯拉罕·达比时代和乔赛亚·韦奇伍德时代之间仍存在极大差异。在这方面，18世纪中叶再一次成为分水岭。人们所熟悉的工业革命早期的巨头，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塞缪尔·加贝特、理查德·阿克赖特以及韦奇伍德本人，在18世纪60和70年代里深刻地影响了民族意识。到18世纪60年代初七年战争爆发之时，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诸如在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等地出现的新发展是多么振奋人心。
城市进步本身也反映了经济的增长以及人们对这种增长的普遍兴趣。当时一些能记得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状况并一直活到18世纪最后25年的人都把18世纪60和70年代看作是城市，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一些较小城镇，在物质生活方面发生巨大变化和改善的时代。这主要是指空间、卫生和秩序上的变化。不断向外扩展的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广受游客的称赞，因为它们有宽阔的广场和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和大货栈。相比之下，老商业中心则景象杂乱，狭窄的街道和用木料加茅草盖成的房屋看上去显得过时甚至原始。任何一个城镇，只要有自尊心和荣誉感，都会抓住机会获得议会批准来成立一个具有大规模重建权力的改良委员会。今天许多维护得较好的城镇都应将其良好的形象归功于这个时期对城市的重建。在富有想象力的城市规划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实例也许要数英格兰与苏格兰边界以北的地区；爱丁堡的新城至今仍在证明着这个城市的先辈们在这方面的魄力。
位于英国南部的首都也不甘落后。作为一次象征性的，同时也是实实在在的现代化行动，伦敦于1761年摧毁了商业中心区的那些中世纪城门。其中的卢德门，就在距当时不到30年以前曾被人们信心十足地加以修复和装饰过，准备再使用数百年。附近的威斯敏斯特区几乎同时于1762年开始了独一无二的最大城市重建项目。威斯敏斯特铺路委员会的委员们与他们在各教区的合作者意图让首都一大片地区旧貌换新颜。在那里大面积铺设或重新设计了下水道和供水主管道，并用鹅卵石铺砌街道和人行道，其中许多是第一次铺砌。广场得到清理和整修，并用各种各样的雕像和花草加以装饰。房屋被系统地编号；老旧的招牌五颜六色但很笨重，甚至对过路者有危险，于是都被清除掉。到18世纪80年代时，首都的外观，除贫民窟外，令其市民感到骄傲，也让游客，特别是外国游客感到惊叹。
变化并不局限于城市和市镇。村庄建筑的变化多是渐进式的，但土地本身正在呈现新的格局。议会的一系列圈地法案是农业革命最昭著的表征，这些法案主要集中在18世纪下半期。它们带来的经济影响可能被夸大了，因为从统计上看，它们并不比已经悄然进行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非议会圈地运动更重要；而且这种圈地主要是英格兰南部和西部从约克郡到格洛斯特郡这一地带的特征。但是，作为贫瘠和可改造土地上的农业可盈利的标志，它们是有力的证据，而且它们对地貌的影响给当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时，议会圈地法案对经济持续增长表现出了一种近乎于自负的信心。奇怪的是，亚当·斯密本人并不是那么有信心。不过，斯密是个学者，他的作品基本是理论性的，而不是对实际的观察，而且这部作品的大部分是在18世纪60和70年代的大发展出现之前构思的。在这方面，他的同乡约翰·坎贝尔则是一位更有信心的指导者，他的《政治调查》（1774）一书公开颂扬了英国的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