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面临危险
很自然，只有当政权本身分裂了，才具备爆发真正危机的条件。18世纪30年代初期，朝廷中出现了一个由沃波尔对手组成的危险联盟与沃波尔对峙。众所周知，沃波尔曾企图扩展其消费税制度，这个计划在财政上是合理的，但在众多厌恶新税收和惧怕政府官僚机构扩大的英国人当中却激起了最深、最强烈的反感，这便使沃波尔的对手有机可乘。沃波尔不得不在1733年决定撤销其计划，再加上乔治二世坚决支持他、反对其朝中的对手，这才保住了他的政权。即便如此，1734年的大选仍引起了对他的广泛反对，并严重地削弱了他在下议院的多数优势。
四年后出现了甚至更加严峻的局势。1738和1739年间出现了一种鼓动对外扩张的、势头强劲的煽动言论，要求对西班牙帝国采取进攻性姿态，这种煽动因得到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的支持而愈加危险。随之形成了由遭疏离的托利党人、心存不满的辉格党人、怀有敌意的商人、有公众影响力的政客以及王位继承人组成的联盟。这个联盟的确很危险，它最终不仅迫使沃波尔进行了一场令他深恶痛绝的战争，甚至导致了他于1742年下台。期待权益问题特别令人不安；它后来也给佩勒姆带来了相同的问题，直到1751年弗雷德里克去世。
即使没有这些内部压力，辉格党的至高权威也遭到了极大反对。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威胁很可能被夸大了；那些曾为“海峡对岸的国王”举杯祝福的人当中是否真有很多会为了斯图亚特王朝而拿自己的财产或性命去冒险，恐怕还很难说。他们的抗议用的是象征性的酒杯和盾牌，而不是步枪和刺刀。不过，他们当中一些更忠心的人得到了一定的鼓励。英国参与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1748年），不只是在海外反对西班牙，而且还在欧洲大陆反对强大的波旁家族联盟。在这场战争中，乔治二世主要关注的似乎是保护其热爱的选帝侯领地；由此他与国内利益集团发生冲突，尤其是把英国的钱财和英国人的鲜血投洒到德国和荷兰的做法更是不得人心，给了爱国的政治家们大量的把柄来攻击当时的政权。
沃波尔很久以前曾预言，战争将意味着在英国土地上争夺英国王位继承权，事实证明的确如此。1745年詹姆士二世党人侵入，给汉诺威王朝造成了全面威胁。按照欧洲的标准，英国的常备军规模很小；1745年12月小僭君带领一小支胡乱拼凑起的部队深入英国中部腹地，即便这样一支队伍也使防御者们精疲力竭。由于没有托利党的支持，政府早已放弃了有战斗力的民兵力量，许多乡绅至多也是不很情愿地表示中立。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军队被击退并最终在卡伦顿被镇压，之后对苏格兰高地地区展开的凶猛而恐怖的清剿说明了伦敦当局有多么担忧，多么恐慌。从这些方面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来看，1745年的危机有助于纠正一些关于辉格政府对自己甚为满意之类的过分平和的描绘。惯常所见的政治上冷漠和贵族式优雅的画面可能会误导人。它与1745年叛乱者杂乱但却血腥的造反情形很不相符，即使18世纪50年代初相对安静的年月也不完全是平和的。例如，尽管佩勒姆曾用机敏高超的手段引导其国家安全但也许有些不光彩地走出了战争，并凭其财务方面的聪明才智降低了国债所面临的风险，但是事实证明他也会错误判断政治气候。他于1753年出台的《犹太法案》（Jew Bill）旨在缓解英国犹太社区一些公民权利被剥夺的状况，但却引发了高教会派的敌视和抵制浪潮，结果他被迫放弃了这项得罪人的措施，以免在1754年大选中为此而尝苦果。再者，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威胁和征讨还远未结束。一直到1753年，伦敦仍在津津乐道一个詹姆士二世党的叛乱者被当众绞死的场面。毫无疑问，18世纪的政治在某些方面是较为温和，但并不总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