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护人制度和政治稳定
即使没有沃波尔，汉诺威政权最终也会对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单就腐败而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沃波尔的新管理方式，而是一边倒的庇护人制度。1714年以前，朝廷政策的无常或不连续，使得官吏和庇护人很难进行投机钻营。从位于选民金字塔顶端的市镇商人到位于底部的卑微收税官或普通议员，都弄不清该去何处谋权谋利。安妮女王时代政党政治的不稳定也多半源自这种心态上的摇摆不定。1715年以后，公众生活的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为不只一代人解决了这个问题。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反对让托利党人进入内阁，除了1743年在沃波尔倒台后的动荡局势中产生的为期不长的联合内阁外，托利党40多年一直在野。
然而矛盾的是，这种排斥异己反倒进一步保障了内阁的稳定。托利党在朝廷的朝臣们毫无疑问首先是朝臣，其次才是托利党人。他们当中许多人无法忍受永远与官爵和名利无缘的前景。而且，沃波尔式的辉格主义并不很严格，其中许多人的家族过去曾站在托利党一边，但他们几乎轻而易举地就认同了辉格党的新原则。那些出于利益或本能自然向朝廷政治靠拢的人尤其如此。康沃尔郡的临近市镇在世纪之初时曾为辉格党和托利党分踞，到18世纪30年代时，已全部成为辉格党的可靠地盘。尽管1712年时哈利曾使托利党成为了上议院的多数派，但上议院只有少数托利党贵族继续忠于他们在下议院中的朋友。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一下子发生的，而是稳步和持续出现的，而且18世纪最重要的一些政治人物，包括皮特和福克斯家族都牵涉其中。
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事态发展与此有些类似。让苏格兰政治家进入威斯敏斯特的举措为他们开辟了新的庇护领域。同时也有效地激励了伦敦的政治家对他们出手相助。这样，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辉格党人都能从中得益。爱尔兰虽没有失去自己的议会，但实际上很少能挑战威斯敏斯特的最高权威。伦敦和都柏林的国王拥护者们大多时候能够协调合作。在爱尔兰，大多维系政府顺利运转的赞助费用出自爱尔兰人自己。苏格兰的情况和爱尔兰的情况还有其他一些差别。在苏格兰，最具威胁性的怨恨情绪来自被挫败的詹姆士二世党人。而在爱尔兰，虽然被疏离的天主教农民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新教徒，但心存怨恨的其实是那些心怀不满的辉格“爱国者”。
沃波尔和佩勒姆执政时的政治稳定局面是汉诺威体制的一个主要成就，但也不能言过其实。乔治二世统治时期的政治并没有落到波澜不兴的地步，尽管人们通常这样认为。汉诺威王朝支持辉格主义，尽管这种主义有些软弱无力，这样做的代价是永远疏离死硬的“地方”托利党家族。这些家族虽然很少培养出一流政治家，但一直保持着某种在野党的活力，并成为其他潜在敌对力量的核心。他们让那些改变立场的同党的日子很不好过。例如，当他们的一位贵族领袖高尔伯爵加入亨利·佩勒姆的阵营后，1747年的大选在高尔的家乡斯塔福德郡就造成了几乎空前的骚乱。事实上，托利党在各郡都有自己的据点。在那些享有40先令终身不动产的选民中，尤其在英格兰中部诸郡、西南部诸郡以及威尔士，他们得到了一贯的，甚至是越来越多的支持。在其他地区，他们即使不占优势也很有影响力。英国教会的托利主义在辉格党持续不断的徇私舞弊行为影响下注定要被削弱，但教会最大的神学院之一，牛津大学，始终忠于英国国教，而且托利党家族有着足够的教会庇护来维持其强有力的影响。在许多城市中也蕴藏着有可能反对当时政权的潜在力量。例如，在伦敦、布里斯托尔、诺维奇和纽卡斯尔，都有民众参与政治的悠久传统，还有许多托利党煽动者可以利用的导火索。沃波尔体制的基础非常广泛，不能将之视为狭隘的寡头政治，但是如果一大部分地主和教士阶层以及城镇中大量中层和下层民众都反对它，那么当时的稳定局面可能只是徒有其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