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波尔的发迹
当盖伊的观众们在麦基斯身上窥到沃波尔政治的实质后，他们就抓住了这个时期形势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就是汉诺威政权的政治特性与当时认为的社会弊端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即使这种联系还没有稳固确立，至少已可为人们所见。除个别的例外（特别是漫画家威廉·贺加斯，他将大部分精力用于讥讽礼仪和品行），伦敦的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们都不约而同地将沃波尔作为自己作品中主要的恶人。他的典型形象是一个诺福克的暴发禄虫，靠着一贯腐败致富（1712年时，他曾因在公务上侵吞公款遭到托利党人的起诉），因为不讲原则和屈从于朝廷观点而得以升迁，掌握最高权力。1727年以前，其内兄汤森分享着他的权力并与他一样不得人心。但是，乔治一世死后，新国王的即位将沃波尔彻底置于众目暌暌之下。沃波尔机敏地操纵乔治二世，尤其是卡罗琳王后，排挤所有与他争夺权力的对手，就连汤森也在1730年时被排挤出局。由此，他很快便独揽大权，这恐怕是自17世纪70年代丹比执政以来从未有过的。而国王本身不得人心肯定也助长了这种局面，国王毫不掩饰自己对德国环境和随从的偏爱，而且根本不想提高自己在英国公众心目中的声望。
沃波尔的霸权必然使他本人成为格拉布街的众矢之的。他被描绘成“大伟人”、“英国大人物”、“人山”。他有时也以制造幻觉政治的完美代表——诺福克的骗子、萨沃伊的表演者、魔术师帕里努儒斯、巫师墨林、总庇护人等面目出现。无数攻击文字和出版物中都将他描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魔术师，对喜怒无常的乔治二世的把持和对原本难以收服的议会的控制正是他高超技艺的体现。
沃波尔在当时及之后的成功被归结于他巧妙地利用了影响力甚至贿赂。与前几年政治混乱的状况不同，稳定似乎成了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照此观点，这种稳定可以被视作是各种对这届政府有利的因素自然累积的结果。由于战争，特别是由于新财政系统的运转所需庞大机构的出现，政府得到了扩充，由此产生了大量支持和赞助政府的新的庇护人关系。此外，由于革命后政府绝对需要在下议院获得足够的多数，这更是有力地刺激了其利用这些关系来操纵议会的做法。于是便出现了一派更加庞大、更听话的朝廷和财政部门人员，来弥合国王与下议院之间由来已久的隔阂，并逐步开创一个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和睦相处的新时代。
这种观点很有意思，但并非它的所有前提都可靠，而它所有的结论也并非全是必然的。沃波尔的管理之术远算不上新奇。至少从查理二世起便接连有内阁大臣用这些方法来确保下议院中有相当数量的朝廷派。为私利而任命官吏和追逐名利，更不用说普遍存在的腐败事实，一直是安妮及其后继者统治时代的显著特征。从某些方面说，沃波尔内阁时期的和平年月确实减少了可利用的庇护关系的数量。沃波尔及其得力的后继者亨利·佩勒姆的确是机敏过人，御局有术，两人都把朝廷派变成了一种特别有效的控制工具。但是要建立乔治王朝时期英国那种正统的议会体制，单靠庇护人制度是不够的。
这并非要否定沃波尔无与伦比的个人才能。作为一名朝臣他的确是个盖世奇才。他对王后和国王的操纵（对后者的操纵一部分是通过王后来实现的）确是将谄媚奉承和威逼利诱发挥到了极致，这在赫维勋爵的回忆录中有精彩描述。赫维勋爵曾与卡罗琳王后关系亲密，所以有大量机会目睹沃波尔的种种手段。朝臣能左右逢源并不新鲜。更令人惊叹的是他富于才智，善用权谋，且能收放自如，沃波尔凭着这种能力同样游刃有余地操纵着下院议员们。
在这方面，沃波尔身为首相仍决定留在下议院的决定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以前的大臣历来都去上议院，但沃波尔却打定主意要留在能够最终控制政府财政大权的下议院。作为辩论家，他虽有些生硬（这不一定是个缺点），但却很有技巧且极有说服力。作为调解人，他特别能够探明并执行具有代表性的乡绅的意见。但最重要的是他的政策，确与其辉格党老同僚的派性做法大不相同。他不想加深旧恨，这在他对待教会的方式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借助《免罪法》（The Indemnity Acts），不信奉国教者可以享有信仰自由，甚至能享有一定的地方权力。但是，原则上他并没有真想打破英国国教会的垄断局面，因此英国不得不又等了100年才废除了《宗教考查法》和《市镇社团法》。在其他地方，如各种团体和市政机构、大学甚或议会自身，也没有任何关于大规模变革的认真讨论。辉格党与法国和平共处的政策到沃波尔执政时变成了一项与所有人和平共处的政策，而且该政策有一个异常可贵之处，那就是低税收。
理论上，辉格党继续保持了无上权威。而实际上，沃波尔却巧妙地改变了汉诺威政权的基矗不再采取强制胁迫手段，而是试图达成共识；不再以排斥异己的寡头政治为目标，而是代之以一种虽不那么令人振奋但却稳固的统治联盟，这种联盟向所有人敞开，只要他拥护那些模糊的“革命原则”，哪怕只是口头上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