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泡沫事件
事后来看，南海泡沫事件以及随之发生的金融大崩溃有某种必然性，它似乎是此前几年中伴随“金融行业”兴起而极度膨胀的重商主义的必然结果。然而，导致这场动荡的计划方案最初还是不错的。英格兰银行代表的金融利益集团在战争期间从其投资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且国家债权人之间的竞争显然还存在更大空间。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托利党大臣们确实鼓励于1711年成立南海公司，想要以此有效地替代辉格党的银行。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资金是有的，不只是伦敦商业中心区有，小规模储蓄者那里通常也有，可以对国债进行更长期和更合理的投资。1719年的南海公司计划似乎筹划得很好，一方面要重新分配国债，另一方面要为国家财政部提供更优厚的条件。
麻烦不是出在计划的基本逻辑上，而是出在它所涉及的众多不同利益集团上。对于南海公司的董事，尤其是发起这一计划的核心集团而言，不只要为自己，而且要为许多朝臣、内阁成员和下院议员谋取厚利，因为这些人的支持在政治上至关重要，可以保证他们的提案获得通过。这种支持是通过提供价格优惠的股票，甚或通过公开贿赂、赠予股票这样的代价换来的。简言之，参与经营南海计划的许多人的强烈兴趣都在于迅速获利，而迅速获利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公司的潜力，使之远远超越与其竞争的其他投资机会。
这一计划的实行仰仗该公司南海贸易的吸引力。1713年的《英西条约》使该公司得以垄断西班牙奴隶贸易并在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欧洲产品市场中占有重要份额。理论上，这预示了一个最有希望的前景。但实际上，要管理这种离伦敦如此遥远的贸易困难极大，而且英国与西班牙政府之间的矛盾常常很激烈，根本无助于解决这些困难。在短期内，贸易不太可能获利，即使经过一段时间，恐怕也很难达到1719年时那些异想天开的人所期望的那样。但是在1720年初盛行的疯狂投机买卖中，这些现实很快便被遗忘。只要股票价格上升，新投机者便不断受到蛊惑去投资，使那些已经买入者能以相当可观的利润抛出他们所持有的股票。资金不断流入成为发行新股的正当理由，也使宣称投资能够持久获利的声音益发理直气壮，更不用说给政客们带来了更丰厚的报偿。这种局面是由一个腐败的政权、一群天真的投资民众和一笔既成事实的国债共同造就的。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
南海的泡沫一步步增大，同时促使更多骗人的泡沫在一些令人更难以置信的项目中出现。当最终信心严重缺失，并且泡沫破裂以后，所出现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对那些卖掉了大量地产或其他形式的财产去以荒唐的虚高价格买进股票的人而言损失更是惨重。几乎没法对这些受害者作任何补偿，他们绝不只来自最富有的阶层。议会快速通过了一项条例，严格限制此后的合股公司，但这实际上是亡羊补牢的做法。必须采取更激烈的行动才能尽量减少对政权的危害。国王和威尔士亲王公开言和，在野辉格党被迎回重掌职权，汤森开始争取国王情妇肯德尔公爵夫人的亲善，而沃波尔则设法让下议院通过了一项解决泡沫危机的办法，这样至少能保护国债并挽回朝廷的脸面。
沃波尔因此得了一个“庇护”高官腐败和欺诈行为的永久名声。其实沃波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受到了当时极其严峻局势的助推。牵连进1720年肮脏交易的也有许多是托利党人，他们并不比其辉格党对手更愿意公开曝光。而且，南海泡沫事件是一场国际性危机的一部分，这场危机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都引起了程度相当的灾难；因此将一部分罪责归咎于一些与伦敦商业中心区或朝廷中的个人皆无关系的客观经济力量也并非全无道理。不管怎样，国王的内阁大臣们，除两三个适当的替罪羊外，都获准逍遥法外。对沃波尔来说，这一切都代表了一项重大的政治胜利，最终以幸运地消灭了对手而告捷。两年内，斯坦厄普和森德兰相继去世，英国即将步入一个由沃波尔独掌大权的新时期，或如其反对者所说的，“罗宾政府”（Robinocracy）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