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
高教会派对这些趋势的反应在安妮女王时代达到巅峰，有这么一个虔诚而且信仰上保守的女王在位更使他们有了动力。但是其动力更多是源于其他事态的发展，其中许多都与政党政治有关。托利党人经常将自己称作“教会党”，他们的号召力要极大地依赖国教会中的危机感。他们还广泛地争取边远地区的国教会地主势力在情感上的支持。对于这些地主来说，革命所开启的世界除了坏处什么也没带来。这个时期的一系列战争迫使直接征税达到了17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每镑4先令的土地税对于当时已经遭受农业衰退影响的阶层而言是一个沉重负担。这些奉献都是为了战争，但战争却似乎恰恰是要让土地贵族的敌人获益，即那些在斯图亚特王朝末期的商业和金融扩张中十分活跃的商人、制造商，尤其是“金融业者”。这些人似乎往往是非国教徒，除了间接税以外他们几乎逃避了所有税收，而且始终如一地坚持辉格党的政治主张。
新旧政党体制之间的联系有时很薄弱。安妮统治时期的新托利党人常来自有清教或辉格党背景的家庭；他们的领袖罗伯特·哈利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辉格集团铁定心思争夺地位和权力，结果落了个不讨好的“党派先于原则”的名声，他们似乎不是1679年的乡村辉格党的后人。但是，毫无疑问，18世纪初党派派性确实非常鲜明，并在1710年时达到高潮，辉格党人因为托利党神父萨谢弗雷尔博士宣扬不抵抗的旧教条而控告他。随后在民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清楚表明了光荣革命附带了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1694年通过的《三年法案》（The Triennial Act）主要目的是为了迫使君王定期召集议会，但后来证明这是不必要的。不过，它还规定要经常进行选举，致使这段时期内选举矛盾无比紧张并且持续不断，远胜过了以往，以至在20年中进行了10次大眩此外，1695年《许可证法案》（Licensing Act）失效，从实际上废除了国家审查制度，从而切实地为公众辩论提供了一个宽泛且不断扩大的论坛。因此，这些年中发生了一些关键的事件，比如建立格拉布街，出现期刊印刷，以及发展形成了一批真正关心政治的民众等，并非偶然。
历史学家一般将安妮统治时期视为实现政治稳定的天然的背景环境。但当时人们从所见到和了解的情况来看，似乎建立君主立宪制和实现财政安全的代价就是政治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