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影响
战争造成的国内影响几乎同样重要。在那个年代，和平时期军费每年支出200万英镑都会被认为过高，而这些战争的费用几乎达1.5亿英镑。如此高额的费用必然需要相应提高税收水平，从而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反响。但事后看来，更有趣的是账单上一大部分费用，将近三分之一，是靠借贷来支付的。这样的金额只有在一种活跃和灵活的货币市场中才能见到，比如17世纪末期的经济条件所生成的那种市常尽管土地价值受到农业衰退的严重影响，但贸易在17世纪80年代中仍有极大增长，由此带来的投资盈余使经济受益多年。革命后的政府急需现金，准备以未来几代纳税人的收入作抵押来使利率具有竞争力，于是提供了前景看好的投资机会。
那些曾倡议并最终促成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成立的金融业者基本上并未从事什么新活动。只要进行战争，政府就不得不依赖商业界的贷款。但这个时期不同的是，由于借款量特别大，因此必须具备政治基础的支撑。新政权的信誉实际上是以议会名义为基础的，依赖的是一种明确的默契，即有产阶级最终会准备好付账。如果政权方面不能相应地认识到它必须与那些有产阶级及其代表密切合作，则不可能有这种默契。国债及其所涉及的一切都建立在这种把一个不合法的王朝与金融界以及广大纳税者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的利益关系上。
战争一场接着一场，一个十年后又一个十年，债务负担增加了。一届届政府越来越难以避免借款，而那些提高的税收的主要作用往往只是用来偿还债务利息。事后看来，这种方式在当时的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其优势显而易见。政权的政治安全由此得到了加强，否则这个政权就多少有些不稳固。国家资源在战争中也激增，因为这种机制将个人财产汇入了公共开支。当时，种种弊端引起了更多关注。那些声称国债实际上能得到偿还，国家能够摆脱破产威胁的托词越来越无力。百姓历来对各种税收，尤其对新形式的税收没有好感，他们的焦虑使财政部和岁入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越来越难做。
然而，即便在那时，也有人敏锐地觉察到新制度有一种相当可贵的政治优势，这来自它对议会，特别是对下议院的影响。因为新的制度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在这个复杂程序中的作用，而议会则很珍惜自己在财政事务中的权利，这是可以理解的。土地税是保证纳税人承付国债的基本税收。但出于谨慎，一次投票所定的土地税额只管一年。海关税和消费税批准后虽然可以维持较长时期，但要想延长或更新则需经过极长久的争论和讨价还价。“预算”这个说法第一次使用是在亨利·佩勒姆担任财政大臣期间（1743—1754年），它表面上是18世纪中叶的一项成就，但其基本特征却可以追溯到光荣革命时期，而且正是1689年的这一成果在此时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最终确保了议会在宪政发展中的核心位置。
在17世纪人们有时可能会认为立法机构有点荒谬并且特别令人恼火，是英国中世纪的遗物，不合理地阻碍了有效的君主制政体，彻底摈弃它反而有利。现在新政体的未来已有保障，自1689年起，议会每年都举行相当长时间的会议。在这个意义上，光荣革命使老问题有了全新的意义：18世纪政治家想的不是如何取消对议会的需要，或如何压垮它。相反，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去操纵它。操纵议会的技巧将是乔治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