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不合法变得合法化
英格兰本来很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前保王党人尼古拉斯·艾斯特朗奇曾证实，英格兰能够避免一场犹如世纪中叶内战那般凶残的战争纯粹是靠运气，詹姆士二世的支持者队伍松散混乱，尤其是国王竟然没能在自己的王国中树起王室的旗帜。艾斯特朗奇也对其家族不必再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做更多牺牲而感到如释重负，这也许提供了一个启示，让我们看到英格兰的革命是相对平静的。在英国，一种清晰可见的妥协意识，即懂得从边缘上退回一步，自1689年1月伦敦议会全体会议的辩论开始一直存续了几个世纪。当时非君主召集的国会会议仅凭通过一项法案这种简单的权宜之计就摇身变成了正式的两院制议会，此举表明了它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愿望：想尽可能遵循1660年王政复辟时采用的程序形式来使明显不合法的变得合法化。在实质问题上，首要的当然是要达成一种共识，而不是去检验双方中任何一方所提出的那些更为极端的解决办法。结果，奥兰治的威廉被立为国王，玛丽为王后。丹比领导的托利党人本希望玛丽成为单独的君主，或成立某种摄政政府，以此种形式代替詹姆士二世进行统治。但这位信仰新教的英国救星不肯接受任何低于王位的头衔，所以只能如此。
尽管这样，议会仍然尽了一切努力来掩饰当时发生的是一场革命。虽然詹姆士那些所谓的违法行为——特别是他依赖一支常备军和为自己追索回豁免权和中止权——被正式宣布有罪，但《权利法案》却想尽招数，伪称被废国王其实是自动退位，王位空缺之后英国别无选择只能寻求奥兰治王朝的保护。尽管这似乎无法自圆其说，但它足以获得统治阶层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当然，有例外是不可避免的。一些教士在坎特伯雷大主教桑克罗夫特和曾在“七主教案”中帮助挫败詹姆士二世的两名主教领导下，拒绝宣誓效忠，即使效忠誓言经过了非君主召集的国会会议的慎重措词。另一些人，如诺丁汉的托利党人，他们是1681—1687年反抗运动中的宫廷支持者，则竭力想搞清合法国王的概念，即为什么国王的头衔应该这样由议会两院决定授予，而不是神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