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宣传和政府
下院的代表们在回到他们的选区之前还会收到信息通报，会有人向他们献殷勤，并试图说服他们。有相当数量的选民渴望得到有关国家事务的信息。说到底，是他们在支付赋税，在战争和国防中服役，并按国王要求合作和服从。因此，政府必须仔细权衡它所要传递给全国人民的新闻，以及希望国王的臣民们接受的舆论观点。为达到这个目的，有一套很完善的交流和宣传方法。官方声明的开场白总是能够使一项政策深入人心或向人们证明一种做法的正当性：爱德华四世声讨被废黜国王亨利六世的王后玛格丽特的那张公告详细回忆了被亨利六世的祖父所处决并且此后被戴上了殉教光环的约克大主教斯克罗普的生平事迹。这是一种巧妙的宣传，以唤起人们对兰开斯特王朝的反对，因为这样的公告要被送往每一个郡，并在各地公开宣读和张贴。歌曲和民谣也能赢得广泛的听众，有些官方授意的作品把阿让库尔的辉煌胜利吹捧得简直天花乱坠。布道文在左右舆论和争取支持方面也相当有效：1443年，亨利六世将能说善辩和善于激励人心的牧师派往每一个主教区，以便他们能从布道坛上响应国王为下一次远征法国的战役而募捐的号召。加冕仪式、皇家巡行，以及国王或王后进入约克、布里斯托尔、格洛斯特（以及伦敦）等地的正规仪式等，都是集神话、基督教和爱国主义为一体，用华丽而铺张的场面来进行官方宣传的机会。1417年，亨利五世在伦敦的凯旋招待会上被公开描绘成一个从对法国的圣战中归来的基督的战士。假如任何公民对于他侵略法国的正义性尚存有一丝怀疑的话，这次招待会就是专门用来消除这种怀疑的。
通过信件的流通来告知、说服和辩护是前印刷时代最接近于出版活动的行为；这样的信件很快就出现在通俗的编年史中。亨利五世就是用这种方法向他的臣民们报告他在法国战役的进展。就连当时喜欢时髦的作家们也成为了官方的宣传家。在15世纪，作者们很少是在未经请求的情况下就创作他们的作品的。托马斯·霍克利夫（Thomas Hoccleve）当时是一位卑微的政府小职员，他在接受了亨利五世的报酬之后创作了歌颂阿让库尔战役和英军围困鲁昂的诗歌（1419）。约翰·利德盖特（John Lydgate）曾长期受到亨利六世及其王室的赞助，他往民众的心目中灌输了从1436年英军在加来成功抵御勃艮第军队攻击这件事中所能榨取出来的所有沙文主义。
国王、王室和大臣们——这些交流渠道的主要利用者——最常住的地方就是威斯敏斯特、伦敦或温莎城堡。英国君主制的神龛就是威斯敏斯特教堂，议会通常也是在威斯敏斯特召开的（1339—1371年间，以及1459年之后的所有议会都是如此）。政府的各个部门逐渐在威斯敏斯特或伦敦这个全国最大和最富有的城市设立了永久性的办公处。在中世纪晚期，伦敦毋容置疑地在每一个方面都成为了整个王国的首都，只有教会除外（坎特伯雷仍然是全英首主教的所在地）。与威斯敏斯特和位于两者之间、正在发展的河岸郊区一起，伦敦成为了全王国行政、商业、文化和社会的中心。在中世纪晚期，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政府的广度、复杂性和节奏性都得以增加或增强：征收和管理正常的赋税，召开频繁的议会会议，海关服务得到了发展，战争和国防的实际事务得以组织，全王国的法律和秩序有人监督。其结果就是一个集权的、合作的和固定的政府。当14世纪的头三分之一时间里英国跟苏格兰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被更受人关注的英法战争所代替的时候，约克失去了它作为一个可与伦敦竞争的中心城市的地位。此外，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因国外的战役而长期不在国内的情况越发加强了成立一个没有国王本人参加也可以运作的、固定和集权的政府大本营的趋势。1339—1341年间的危机使得爱德华三世意识到，他再也不能像爱德华一世及其前任国王们那样把政府机构带在身边了。到了1340年，财政部就已经回到了威斯敏斯特，而且从此再没离开过。国王的大法官法庭、财政部和法庭等官僚机构在首都得以发展，并且就像一群野心勃勃的小地主那样，向周边的郡县扩展。在伦敦城里或附近买了客栈或住宅的权贵、主教和修道院长们，以及伦敦居民的姓氏和他们所说的语言告诉我们，有许多地位更为卑微的人们也从王国的各个角落，以及从威尔士和爱尔兰移民到了这个首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