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所造成的经济影响
黑死病一下子就把英国的人口削减了1/3。到了1350年，泰恩河边的纽卡斯尔“就像战争时期遇到各种其他灾祸那样，因致命的瘟疫”而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卡莱尔“也因近来（苏格兰人）的经常袭击和在这些地区肆虐一时的致命瘟疫而变得荒芜和极其萧条”。萨塞克斯郡的锡福德据称甚至到了1356年，“还因受到瘟疫和战乱的蹂躏，使得那儿的居民如此稀少和贫穷，以致于他们付不起赋税，也无法保卫自己的城市”。牛津郡的塔斯莫是瘟疫的另一个牺牲品：到了1358年，国王准许把那儿的农田改为公园，因为所有的隶农都已经病死，村里已经没有任何纳税人了。然而黑死病的影响并非马上就是、也非永久都是灾难性的。住在里辛的一个威尔士人的行为颇有代表性：他“在瘟疫来临时因贫穷而离开了他的土地”，但是在1354年他又回来了，“因领主的恩惠而被允许为原来的领主服务并保持原来的土地”。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里，死去的佃农可以被别人所取代，地主们在其后20年中的收入只减少了不到10％。然而在下一个世纪中重新爆发的瘟疫——尤其是在1360—1362年间、1369年和1375年流行的瘟疫——才具有持久性的影响，哪怕这些疾病的爆发更加具有地方性和更多是在城市里。到了15世纪中期的时候，英国人口稳步地降到了大约250万，或者更少。
对于那些在瘟疫中幸免于难的人来说，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的生活无疑并不像以前那么可怜。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野心和富裕的时代：乔叟（Chaucer）可以用轻松乐观的笔调来描写《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那些朝圣者，而不是营造一种愁苦和沮丧的气氛。在紧缩的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可以摆脱几个世纪以来的不利条件，把租金压下来，并且在被雇用时坚持索要较高的佣金；而且随着物价的崩溃，他的生活水准得以提升。比较成功和有抱负的农民租下了新的土地，把多余的现钱投资高利贷借给其他农民；尤其是在南部和东部，在农民史上头一次建起了高大的石头房子。
另一方面，地主们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有关小麦、羊毛和其他商品的市场化生产并不挣钱，英国的耕地面积紧缩，农业投资减少。工资和其他费用上涨，似乎有必要放弃“高效农业”技术，而把小块的土地出租给有进取心的农民。整个整个的社区都空空如也——即英国“失去的村庄”——有许多这样的村庄是因为人口危机和持续不断的战争这两大折磨而被放弃的：在英格兰地区，“失去的村庄”数量最多的是靠近苏格兰边界的诺森伯兰郡和成为敌人劫掠目标的怀特岛。只是在15世纪的最后10年中——东安吉利亚是从15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的人口才开始有了比较大的上升；有可能直到17世纪，英国的人口才重新达到了1300年的水平。
英国的经济在14世纪后期有了显著的紧缩，但并不是全面萧条。当人们克服了瘟疫袭来时的心理震惊之后，社会调整得非常好，尽管混乱依然存在。地主们必须进行最痛苦的调整，他们的反应有好几种不同的方式，其中并非所有的方式都是为了维护国内和平的。有些人，包括心态更为保守的教会地主们，例如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院长，采用了强制的手段，甚至包括压迫和勒索，以保持他们对于剩下的佃农的控制。有的人无情地剥削他们的庄园，以便保持他们的收入，而像莫蒂默家族（the Mortimers）等在威尔士拥有众多庄园的权贵家族所持的严厉态度，也许正是引起格林杜尔叛乱（1400）的原因之一。其他像15世纪稍晚一些的白金汉公爵等人，采用效率更高的管理方法来改进庄园的利润。然而其他人认为把田野和公地圈起来作为草场和农田的方法成本更低，并把它视为支撑不稳定的租金收入总额的一种替代手段；于是在15世纪后期，北部和西部圈地的做法逐渐升温。大小地主们集体采取行动，“来遏制佃农们的怨恨，他们懒散成性，在瘟疫之后因得不到高额的工资，就不愿意再侍奉主人”。爱德华三世关于恢复瘟疫之前的工资水平和阻止被解放的劳动力流动的法令（1349）很快就变成了议会的成文法（1351）。此外，占据了显赫位置的权贵或乡绅还有补充性质的财富资源：如以分封土地、金钱和职位为形式的国王恩典（就像亨利六世［Henry VI］的博福特［Beaufort］亲戚所熟知的那样）；使约克公爵理查（Richard, 1460年去世）成为当时最富有的权贵的家庭财产继承；以及与嫁妆丰厚的女继承人或富有的寡妇结合的幸运婚姻。还有人靠为国王效劳而发家致富，这不仅仅是在战争时期。亨利五世辉煌胜利时的英国人捕获了可交纳大笔赎金的战俘，以及得到了法兰西北部的庄园，甚至晚至1448年，白金汉公爵还可以每年从法国的佩尔什郡获得超过530英镑的收入。有人在15世纪中期大肆挥霍为国王服务和打仗而获得的利润，用它们来建造富丽堂皇和美丽优雅的城堡：例如约翰·法斯托尔夫爵士（Sir John Fastolf）在诺福克的凯斯特所建造的城堡，或赫伯特家族（the Herberts）在格温特的拉格兰所建造的巨型宫殿式城堡，或拉尔夫·博梯勒爵士（Sir Ralph Botiller）在格洛斯特郡的苏德利所建造的城堡。上述手段和资源促成了贵族阶层的崛起，他们的权力丝毫也不亚于前几个世纪中的贵族，并经常具有很高的地区地位，就像北部的内维尔家族（the Nevilles）和珀西家族（the Percies），以及西部的斯塔福德家族（the Staffords）和莫蒂默家族。
类似的调整也发生在英格兰的城镇和商业之中。羊毛生产仍然是一项主要的牧业，但是羊毛工业的模式却在14世纪发生了改变。部分是由于战争，以及因为战争而造成佛兰芒工业中断的结果，部分是因为英国人趣味和需求的改变，纺织生产吸收了数量越来越多的、以前专供出口的羊毛；有一些专门从事羊毛出口的港口城市，如英格兰东部的波士顿和林恩，便开始衰落。斯坦福和林肯等主要的纺织生产中心被坐落在靠近水流湍急的溪流和河流附近、有漂洗作坊的村庄和城镇里的一大批新的纺织生产中心所取代。约克因利兹、哈利法克斯和布拉德福德等城镇的崛起而相形见绌；再往南，东英吉利亚、英格兰西部，甚至威尔士，都发展了繁荣的纺织工业，而布里斯托尔则成为了英格兰西部的一个主要出口城市。伦敦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城市：它是14世纪后期唯一一个人口也许已经超过了5万的中世纪英国城市。它是全王国的贸易中心，是波罗的海、北海和地中海商业的终点站；它吸引了来自伦敦周围各郡和东英吉利亚的移民，尤其是偏东部的中部地区的移民；而它的郊区沿泰晤士河匍匐而上，一直延伸到威斯敏斯特。在乡间也同样如此，这些变化撼动了一些城镇的生活，那儿的自由民寡头政治力图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维持其控制。英格兰的地主们就是这样来试图对抗经济危机的，其代价是造成了他们与越来越自信的农民和已经确立的城市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