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农民和商人们
这些财富带来了个人、机构和王室的繁荣。最大的地主就是世俗的权贵们（就像“平原上的摩天大楼”，人数很少）、主教们、修道院和其他宗教机构。在1300年，这些人和机构仍然从因前一个世纪人口增长而创造的市场繁荣中大量获益。物价上扬，来自土地的收入相当可观：当格洛斯特伯爵于1314年在班诺克本去世时，他的庄园每年收益据估计为6,000多英镑，而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堂小隐修院于1331年获得了超过2,540英镑的毛年收入。因此地主们直接从庄园中得到收益，并对庄园的有效管理产生个人兴趣。他们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权利最大化，试图从佃户们的身上压榨出更多的租金，在庄园法庭仔细地记录与财产相关的各项义务。这种源于土地的财富是贵族政治、行政管理和社会影响的基矗许多贵族同时在好几个郡县以及威尔士和爱尔兰拥有庄园：例如赫里福德和埃塞克斯伯爵汉弗莱（Humphrey）就在埃塞克斯、米德尔塞克斯、亨廷登郡、赫特福德郡和白金汉郡，以及在布雷肯、海伊、亨廷顿和威尔士边境的卡尔迪科特继承了财产。土地同样也是士绅阶层家产的基础，尽管是在一个更为地方化的郡县层次上，而土地也使教会机构具有一种世俗的权威，以辅助它们对于人们心灵的控制。这种财富可用以支持个人在一个更为全国性的舞台上的要求和野心，例如兰卡斯特伯爵托马斯（1322年死）这个当时英格兰最富有的伯爵。
1300年的农民们生活在一个土地缺乏而改善经济状况的机会又受到地主们的严密控制的世界里。物价很高——与13世纪前半期相比较，1270年以后的小麦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在购买了食品、衣服和农具以后，农民的余钱很少。在一个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很低，无论是熟练工，还是非熟练工，其购买力都很低：一个木匠每天只能挣3便士（不管饭），一名苦力只能挣一便士，或一个半便士。牢骚、抱怨，以及阵发的暴力都是针对地主及其手下管事的，抗租和拒绝按习俗服劳役的事件时有发生。
1300年的商人们大多数从事羊毛的出口和葡萄酒的进口，他们在从波罗的海一直扩展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市场上生意兴隆，尤其是在开通了从地中海到意大利北部的海上通道之后。在1304—1311年间，羊毛出口平均每年为39,500袋（每袋至少含有从250只羊身上一次剪得的羊毛），而且只有30％至40％的出口羊毛是由外国人运送的。在英国商业界逐渐兴起的排外情绪反映出本地（或外来定居）商人的自信和果断。爱德华一世曾经在13世纪80年代为他们的利益立法，最主要的就是有利于商人们用法律手段来追回债务，这对于扩大商业贸易是十分关键的。但是当战争爆发时，正是商人们首当其冲地抵制高额的赋税，尤其是1294年的“罪恶赋税”（maltolt），以及对商船的征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