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战争筹措资金、政治改革和国内纷争
这些战争是英国社会变革、宪政发展和政治矛盾的催化剂，假如没有战争，这些变化都会来得更加迟缓。此外，跟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英国在14世纪也经历了人口和经济的波动，从而加剧了紧张和动荡的局势。其结果就是一系列的危机，它们反映出国王与臣民（尤其是那些自认为是代表了整个“王国社区”的权贵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微妙，以及国王本人对于个人君主体制来说有多么重要。爱德华一世及其顾问们也许能干而又坚定，甚至富有远见，但是国王顽固和专制的本性使他与那些有影响力的臣民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在1290至1297年间，有产阶级、商人，尤其是教士们，不得不为国王在法国和不列颠群岛的征战计划交纳极其繁重和花样翻新的赋税（其收缴频率是爱德华一世统治上半时期的4倍）。人们曾经有过抵制的行为，1297年的财产税只收缴了预期数目的一小部分（35,000英镑）。此外，国王所召集的军队长期在王国境外服役。爱德华一世压制反抗行为的做法令教士们十分震惊，也使商人们深感怨愤。权贵中的头面人物，包括那些怨恨爱德华一世侵犯他们所珍视的特权的威尔士边境的领主们，重操他们自封为王国代言人的古老角色，对此作出回应，分别于1297年和1300年两次向国王提出了他们的抱怨。他们利用《大宪章》作为反抗旗帜，反对未经纳税人的许可就强行征税，反对具有压迫性和前所未有的苛捐杂税。然而，当爱德华一世于1307年7月7日即将穿越索尔韦湾、对苏格兰发动第六次远征之际不幸遇难，在巴勒–拜–桑兹死于侍从怀抱之中时，战时的困难依然存在。国王留给了他儿子和继承人爱德华二世（1307—1327）一场在北方进行的、还远未能看见胜利且代价高昂的战争，以及因君王与臣民之间的信任逐渐丧失而造成的英格兰政治动乱。政治稳定和战争这两个头等问题在其后的200年当中主宰了公共事务，并且对英国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以及对它的经济繁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国王若想避免王权的进一步危机，就需要有超乎寻常的老练圆通。
但老练圆通并非是爱德华二世的突出品格。由于童年缺乏关爱，青少年时期又受到父亲的冷落，而且登基时面临着众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所以爱德华二世从彼得·加弗斯顿（Peter Gavaston）和休·德斯彭瑟（Hugh Despenser）这类野心勃勃的亲信那儿寻求建议、友谊，甚至感情，而这些人却并不值得国王信任，他们的影响力招来了许多权贵的怨恨。以上这些事实，与以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Thomas, earl of Lancaster）为首的权贵们想要迫使爱德华二世作出爱德华一世所不愿意的妥协和改革的决心合在一起，把治理一个面对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和法国破坏的王国所需克服的巨大困难转变成了一场争取政治改革和个人晋升的斗争。冗长而更为明确的加冕誓言（1308）制约了新国王，使他能更坚定地遵循英国的法律和习惯，而1311年权贵们又制定了法令以限制国王的行动自由；这些法令在议会内宣布，以便获得广泛的支持和赞同。爱德华二世具有他父亲的顽固个性（尽管没有具备他的能力），而加弗斯顿被谋杀一事（1312）又把这种个性转变成了一种不可动摇的决心，即绝不受他朋友之谋杀者们的控制。与此同时，战争和防御对国王的臣民们所造成的负担丝毫也不比爱德华一世进行征服的时期更加轻松，而且这正是1315—1322年间，一连串自然灾害和牲畜瘟疫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苦难和贫困。1321—1322年间的内战和1326—1327年间的国王被废黜都是国王与臣民为相互的利益而进行合作失败的必然后果。爱德华二世于1322年在议会里废除了那些法令，同样是在1322年，在巴勒布里奇打败他的对手之后，国王在（约克的）议会里处死了兰开斯特伯爵。到了1326年，爱德华二世被废黜、把王位让给同名的儿子和继承人。对于一个因残忍、具有压迫性和失败的统治而酿成了国内纷争的政权来说，这似乎是唯一的抉择。这一令人生畏的行动是伊莎贝拉王后密谋发起的，得到了爱德华王子的默认，获得了大量权贵和其他人的支持，并在议会中得以宣布。这种事件是前所未有的：自从诺曼底征服以来，还没有一个英国国王被赶下过王位。所以在1327年，人们尽了一切努力，想要隐藏那隐藏不了的事实，并试图为无法辩解的事情作出辩解。那位愁眉苦脸、热泪盈眶、几近昏厥而令人生厌的国王被迫同意自己的退位，而议会召开了一次会议，把责任推卸在尽可能多的人身上。尽管爱德华二世的儿子的继位保证了世袭原则免遭损害，但是受膏国王的不可侵犯性已经被破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