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庄园的管理
然而，给穷人带来苦难的经济乌云对于富人来说，则是镶成了漂亮的银色边缘的云彩。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对食物的需求不断增加。食品的价格攀升，尤其是在1200年前后和13世纪后半期。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供应意味着无论计件工或是日工的工资率在整个13世纪中都保持了稳定。换言之，真正的工资降了下来。在这种环境当中，富裕的土地拥有者的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他们在市场上出售剩余产品而获得了不断增加的利润。集市大量增加。在1198—1483年间，王室颁发了大约2,400个市场准许证，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在1275年之前颁发的。同样，对于租地不断增长的需求意味着租金收入的不断增长。举一个例子，伊利主教的净收入从1171—1172年间的920英镑增加到了1298年的2,550英镑。但这并不意味着幸运的大庄园主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坐等着供需法则为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在12世纪，就跟以前一样，富裕的国王土地承租人手下的大多数庄园实际上都是由他的佃农来管理的，或是作为骑士的采邑，或是以固定的租金租给“农民”。在一个稳定或逐步扩张的时代，这样做很有道理；从领主的观点来看，它使得他的管理费用减少到了最低状态。这一体制的稳定性就在于一生或几代的长期契约很普遍，而这些长期的特许证往往会变成世袭的租约。
但是1200年前后出现的价格陡升给靠固定租金生活的领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假如他，而不是他的佃农们，想要利用市场经济的好处，那么他就必须转向直接管理他的庄园。要放弃一种历史悠久的制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许多领主都遇到了佃农们的强烈反抗，但是这种做法还是逐渐实行了。对于这一过程最有名的描述可见于布雷克伦德的乔斯林（Jocelin of Brakelond）所撰写关于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院长萨姆森（Samson, 1181—1211年在任）生意头脑的生平传记。这位大地主一手包揽了他手下所有的庄园，亲自指定管家和采邑总管们来管理它们，并且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剩余的农产品。在这种新的制度下，这位领主的费用和利润每年都不尽相同。这就使得他手下的管家们很容易欺骗他，除非他严密地监视他们的活动。所以他就详细记录了每个庄园每年的明细账，并将它与其他庄园的类似明细账一起寄给代表大庄园中央管理机构的审计员，让他去查账。（大量这样的账目存留下来就意味着我们对13世纪英国乡村经济有很多的了解。）这些审计员扮演着制定政策和检查欺诈行为的角色。他们为每个庄园制定目标，即必须达到的粮食产量水平和存栏牲畜头数。他们作出投资的决定：是否要建造新的谷仓，是否要买肥料，等等。正是由于有这种需求存在，一种崭新的文献产生了，即关于农业和庄园管理的论文，其中最著名的作品要数亨利的沃尔特的《家畜饲养》。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以实用读写能力的广泛存在为先决条件的：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把13世纪初这场庄园管理的革命进行到底，而这恰恰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新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把领主的利润最大化，并且尽可能地以理性主义的态度来做这件事。然而，这种制度是不会去关注穷人所面对的困难的，而穷人是这个经济制度中的瘸腿鸭子，而且几乎所有这些鸭子生来就是瘸腿的。在庄园的层面上，有无数反抗领主的强征勒索的个案，既有消极的反抗，也有直接行动，有时是司法诉讼。在城市中，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着斗争。尽管有向凯尔特国家移民的机会所带来的“安全阀”，但似乎到了13世纪90年代的时候，英国是一个因为人太多而令人感到窒息的国家，传统的经济无法应对人口的沉重压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处于阶级战争边缘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