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点和耕种地的扩张
这种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定居点和耕作地的切实扩张，尤其是在凯尔特人居住的土地上。事实上，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被现代世界的公民称为进步的许多迹象。威尔士最早的硬币是在11世纪后期铸造的，苏格兰最早的硬币铸造于12世纪。此外，12世纪见证了威尔士最早的城镇建设（如蒙茅斯、布雷肯、加的夫和彭布罗克），以及苏格兰最早的一批城镇建设（如贝里克、爱丁堡、斯特灵和珀斯）。在英格兰，城镇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它们主要的功能是作为地方上的集市。我们知道那些城镇中居民的职业：占主导地位的是饮食业主和手工艺人，其中皮革、金属和纺织店铺的店主们最为引人注目。就连在大城市中——按照欧洲的标准，英国只有一个大城市，即伦敦，根据1334年的普查，伦敦所拥有的财富是第二大城市布里斯托尔的4倍——需要长途运输和跟奢侈品相关的贸易依然处于不重要的地位。农村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意味着城镇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加。在1100—1300年间，出现了大约140个新的城镇，而且如果证据准确的话，在1170—1250这几十年间出现的新城镇数量最多：例如朴茨茅斯、利兹、利物浦、切姆斯福德、索尔兹伯里。它们大多数是由当地期望从房屋租金和计划收取的通行费中获利的领主们创建起来的。有的城镇所选的位置是为了能从海上贸易的扩张中获得好处，因为大船的通行就意味着像波士顿、金斯林和赫尔等所有这些新建城镇比林肯、诺里奇和约克等位于河流上游的港口城镇更好。
在农村，设计者的大手笔有时也可以看出来，尤其是在那些曾经被诺曼人夷为平地的北部地区重新建起来的常规形式的村庄上。在别处，例如在已经人口密集的东英吉利亚，村庄有时会被迁移到公地边缘，呈不规则形状排列，可能是为了把好的可耕地从因盖房子而“荒芜”的状态中解救出来。然而寻找生活的空间是一回事，种植足够的粮食以供生存则是另一回事。总的来说，农田的扩张往往并不是通过建立新的定居点、而是通过围绕业已存在的中心逐渐增加零星土地的方式进行的。大面积的森林、沼泽地、湿地和山地被清理出来，抽干了水，并被用作耕地。其中有些土地是相当肥沃的——沃什湾周围的淤泥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大多数新开垦的土地，例如从萨塞克斯森林地清理出来的农田，总是显得比较贫瘠。这是“向边缘进发的旅行”——人们迁移到了可耕地的边缘，在那些真正边缘化的土地上耕作：在那儿得到的收获与付出的劳动往往只能勉强扯平。对于食物的需求是如此的紧迫，面包高于一切，就连其他的“生活必需品”——燃料和建筑木材——也不得不为之让路。其他的英格兰家庭向西部和北部迁移，以寻找新的定居地。迁移到苏格兰的英格兰人一般都是受邀而来。富有进取心的苏格兰国王们欢迎英格兰人定居在他们的新市镇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英格兰家庭迁移到威尔士和爱尔兰并非出于当地统治者的欢迎，而是应了那儿新近入侵者的邀请和鼓励。在爱尔兰，他们接管了旧时北欧海盗的海港城市都柏林、沃特福德和利默里克，同时还创建了新的城镇和村庄。
尤其是在英格兰东部，人们的努力转向了对现存农田的精耕细作。在13世纪，一年种三季庄稼（而非两季）的耕作制度得到了更加广泛的采用。这就意味着每年只有1/3的土地可以休耕，而不是一半的土地。但是，倘若想要保持土地质量的话，更频繁地使用土地需要相应更频繁地施用肥料。不幸的是，可耕地的扩张有时候是以牺牲草地和林地为代价的。这种做法对于牲畜数量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不能够增加动物肥料的生产，反而会导致其下降。这反过来会引起土地肥力的贫瘠和产量的下降，而非提高。无论粮食生产在13世纪末是否确实已经下降，有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就是，假如土地的种植能力达到了实际的顶点，而人口还在继续增加的话，那么下面这两种情况之一就必然会出现。要么英国进口更多的食物，要么平均生活水平下降。没有证据表明谷物的进口有所增加。假如粮食的进出口发生任何变化的话，那么变化的趋势也许正好相反。英国的粮食经销商用大型货船将粮食运往佛兰德、加斯科涅和挪威等工业化或专业化生产程度高于英国，而且区域性经济靠出口棉布、酒类和森林产品来换取基本食物的地区。此外，大量13世纪的英国庄园记录也表明，佃农所拥有的平均土地面积正在缩校在这一时期，更多的人口意味着人均土地占有率越来越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