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三世（1216—1272）
代替约翰9岁的儿子亨利（Henry）掌权的少数派顾问委员会很快就获得了陆上（1217年5月的林肯战役）和海上（1217年8月的多佛战役）的战争胜利，这是亨利的父亲所没有得到过的。由于受到战败的影响，路易的支持者迅速减少。1217年11月，他接受《兰贝斯条约》，撤出了英格兰。
直到1232年，亨利才开始亲政。少数派往往会造成阶段性的政权不稳定；但总的来说，那些少数派的代表，尤其是在政治上辅佐亨利直至他成年的于贝尔·德布尔（Hubert de Burgh），做得相当不错。大部分的权力斗争都发生在议事室里；导致动武的事件很少，而且往往时间很短。作为一系列抚慰性举措的一部分，《大宪章》得以增补和重新颁布。但是当顾问委员会的贵族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己的竞争和在英格兰、威尔士发生的事件上时，他们对于国王在海外的遗产自然并不是那么关注。他们中间没有人在普瓦图和加斯科涅拥有地产。1224年，就在这样一次内部争吵中，他们的卡佩家族敌人，当时的路易八世，侵占普瓦图，夺取拉罗谢尔，并且威胁到了加斯科涅。1225年的一次远征巩固了英格兰在加斯科涅的地位，但是并没有为收复普瓦图作出任何认真的努力。此后1230年和1242年的两次远征规模更为庞大，但都是铩羽而归。1224年之后，亨利三世的祖先们在欧洲大陆上曾经拥有过的领土中只剩下了加斯科涅。这件事的影响就是逆转了12世纪的领土平衡。曾几何时，英格兰只是安茹王朝势力范围中的省份之一；现在它无可争议地成为了金雀花王朝领地的中心。最终，通过1259年的《巴黎条约》，亨利放弃了他对诺曼底、安茹和普瓦图的领土要求，并且为了加斯科涅而向路易九世（Louis IX）宣誓效忠。
现实地讲，《巴黎条约》是亨利三世所取得的最大政治胜利，但他只是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路易九世所提出的慷慨条件，希望能借此把自己从其他困境中解脱出来。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困境就是，由英格兰国内势力最大的权贵们所组成的一个死党联盟正威胁要举行武装叛乱来反对他。从1223年起，亨利就一直面对此起彼伏的反叛浪潮。一次又一次地引起争议的问题就是他对于朋友和顾问的选择，正是这些人获得了国王恩典的最大份额。这一问题因下列事实而进一步恶化，即国王的许多亲信并不是英国人——而这个时期英国政治正在变得日益偏狭化。亨利是一个家庭观念很强的男人，他从1236年起就跟普罗旺斯的埃莉诺（Eleanor of Provence）结下了幸福的姻缘，并且随时准备对妻子的亲属们提供慷慨的帮助。当他的同母异父兄弟们——即作为他母亲第二次婚姻后代的吕西尼昂家族成员（the Lusignans）——在法国的境遇越来越困难时，他欢迎他们来到英格兰；从1247年起，这些吕西尼昂家族成员不断地使英格兰的气氛变得更加恶化。
同样引起争议的是国王为第二个儿子埃德蒙（Edmund）而破费的计划。1252年，教皇主动提出把西西里王国送给亨利；1254年，他以埃德蒙的名义接受了教皇的馈赠。不幸的是，西西里实际掌握在曼弗雷迪（Manfred）手中，即霍恩施陶芬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的私生子。亨利不仅同意为征服该岛国出钱，而且还答应为教皇偿付现有的债务——而教皇为了与曼弗雷迪打仗，已经花去了大约有13.5万马克的一大笔钱。这是一个荒唐的承诺；在1258年，它最终导致了男爵们从国王手中夺走了政府，并且启动了影响深远的改革计划：即1258年10月的《牛津条款》和1259年10月的《威斯敏斯特条款》。从一个成年的国王手中夺取权力，并将它交给一个选举出来的贵族委员会，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步骤。在随后的5年当中，英格兰一直都在内战的边缘蹒跚而行。当战争于1264年春天终于来临时，争执的焦点集中到了一个问题上：国王是否有选择外国人作为顾问的自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坚定不移地认为那些为“王国社区”代言的男爵们才具有最终决定权的人西蒙·德蒙特福特（Simon de Montfort）自己生来就是一名外国人。此时西蒙已经是权力很大的“社区”成员：1231年以后是莱斯特伯爵，1238年以后又成为国王的妹夫。1264年，西蒙伯爵赢得了刘易斯战役，但第二年又在伊夫舍姆战役中打了败仗，战死后还被人肢解。在亨利三世统治的最后几年当中，国王权威的完全恢复是与下列事件相结合的，即在《莫尔伯勒法令》（1276）中承认，要维护包括《自由宪章》和《威斯敏斯特条款》中的某些内容在内的“王国惯例”。伊夫舍姆战役的胜利者和王位继承人爱德华对于这种中庸的气氛感觉不舒服，于是便参加了十字军东征，使他的父亲能够不受约束地专注于重建威斯敏斯特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