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族群区域
比德将英格兰人分为明显不同的部族，其划分有些太过齐整。那些王国和地区后来在大约600年时为自己贴上的标签——“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等等——很可能是表明其统治者和上层集团的来历。但考古发掘并未表明各地区人口的主体能够如此截然区分，到了6世纪后期，当各王国形成之时，边境地区的人口组成就更为模糊不清。于是，东盎格鲁人最精美的金属器物与肯特地区的同类物品相似，而他们的王室却似乎来自瑞典。这些移民很可能是小批、分散迁徙而来；海上航程肯定削弱了他们的部族联系，而新型定居点和社会组织也得到发展以适应早期殖民者的需要。这些殖民者具体来自什么部族，比起他们同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德国和法国北部广博的文化而言，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他们现存的最古老的诗歌包括以丹麦和弗里斯兰为背景的英雄传说；7世纪早期的东盎格利亚国王拥有瑞典和高卢的财宝；而东南部的英格兰人因为肯特的国王娶了一位法兰克公主而成为基督徒。
于是，在罗马世界与非罗马世界之间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国际”区域。最终，前者必将再次发挥影响，但最初几代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本质上仍然是后者的产物。同绝大多数欧洲的“蛮族”入侵者不同，英格兰人来自罗马文明圈之外。他们所带来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俗习惯，即使经过基督教几个世纪的同化，仍然岿然不动，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公元一世纪的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对日耳曼人（Germani）的描写中相当多的部分仍然适用于他们在英格兰的遥远后裔。同日耳曼人一样，在整个盎格鲁－撒克逊历史阶段，最牢固的社会纽带是血缘关系和主从关系的要求与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