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美国社会：富足与担忧并存
在20世纪50年代，慈爱的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工厂生产出品种丰富的消费商品，国内一派欣欣向荣，一切都看似风平浪静。1950年引入的信用卡更是推动了经济发展。一位经济学家声称，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将历史上其他所有经济体制远远抛在了身后。”在经历了15年的大萧条和二战之后，美国人在努力追求好的生活。对于很多人而言，好生活似乎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中产阶级和很多白人工薪阶层家庭搬到各地新建的城郊地区。战后生育高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娱乐的需求提高。1955年，加利福尼亚州的迪斯尼乐园向公众开放。（1956年启动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使得度假旅游更为方便，连锁汽车旅馆和快餐店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生活》杂志预见未来将是一片繁荣景象，因而在1954年声称：“在未来的10年、25年内，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尽管广播和大众杂志仍拥有大量听众和读者，但是，电视作为新兴媒体迅速席卷了全国；截至1960年，超过5,000万美国家庭拥有了电视机。《我爱露西》等电视喜剧和《荒野大镖客》等西部剧集吸引了大量观众。电视广告业者兜售着汽车、冰箱、香波、剃须膏等各色产品。《老爸大过天》、《反斗小宝贝》等电视节目描绘了城郊社区的完美画卷：慈爱的爸爸、幸福的家庭主妇和妈妈，以及快乐的孩子。
新搬入城郊的人们需要结交朋友，建立社交关系，因此教会迅速发展。成千上万人开始拥护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的复兴主义，另外一些人则在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充满正能量的作品中找到慰籍。国会通过决议在宣誓效忠美国的誓言中加入了“Under God”（“在上帝庇佑之下”），在美元货币上印上了“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这些不仅反映出美国人对宗教的虔诚，也凸显了美国与官方宣称无神论的苏联之间的区别。
然而，平静的外表之下，潜藏着重重问题。尽管社会富足，但仍有数百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白人与黑人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凸显了种族歧视的丑恶现实。越来越多的拉丁美洲移民在社会边缘挣扎，包括流动农场工人和家政服务者。尽管电视节目不断颂扬居家生活的美好景象，但是40％的美国妇女都有工作，大部分是出于经济需要。
《飞车党》（1953年）、《黑板丛林》（1955年）和《无因的反叛》（1955年）等电影描绘了摩托车党的劫掠、城市中心学校的动荡和中产阶级青年的反叛。在文学作品方面，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的《嚎叫》（1955年）、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1957年）和其他所谓“垮掉的一代”的作品刻画了在因循守旧、充满忧患的社会里被异化的孤独者们，读来令人心绪不宁。在流行音乐方面，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佩里·科莫（Perry Como）等吟唱歌手被摇滚歌手取代。后者的代表是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他的歌曲未经雕琢、性感迷人。猫王结合了白人赞美诗和黑人布鲁斯音乐的传统，在50年代中期一炮而红。所有这些文化趋势都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的不安和压力，并很快产生政治影响，引发了民众运动。
在政治方面，杜鲁门尽管在新政时期居于下风，却在1948年总统选举中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但是，1947年通过的反劳工法案《塔夫脱－哈特利法》也反映出保守主义的回潮。杜鲁门提出了包括国家卫生保健立法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议案，但是收效甚微。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赢得1952年总统大选，在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和保守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下，开始了为期八年的“温和共和党”政府。这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新政的基本改革，同时也抑制其“激进”措施。
冷战的阴影让人们想起了一战期间的“红色恐怖”。早在1947年，杜鲁门总统就启动了一项规定，要求所有联邦雇员宣誓效忠。真实发生的间谍案件更是加重了怀疑的氛围。1948年，原共产党人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指控国务院外交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苏联间谍，从30年代以来一直为苏联服务。经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调查后，希斯被判作伪证罪名成立并被关进监狱。1950年，英国当局逮捕了曾为曼哈顿计划一名科学家的克劳斯·富克斯（Klaus Fuchs），判定其是苏联间谍。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朱利叶斯（Julius）和埃塞尔·罗森堡（Ethel Rosenberg）这对美国夫妻也被卷入进来。在法庭审判后，罗森堡夫妇被判有罪，并在1953年被施以电刑处死。1954年，原子能委员会以J.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20世纪30年代与左派人物有牵连为由，撤销了他的安全特权。《我嫁了个共产党员》（1950年）和描述吃人外星生物乔装打扮成普通人的《天外魔花》（1956年）之类的好莱坞电影更是对这股浪潮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国会听证会还声称共产党已经渗透到好莱坞、电台和百老汇，一些演员和艺术家也上了黑名单。
1950年在西弗吉尼亚，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声称自己掌握了国务院内数百名共产党人的名单。最初，共和党知名人士支持麦卡锡，但是随着麦卡锡提出的指控越来越离谱（甚至指向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他们随即改变了态度。终结发生在1954年：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喜剧《萨勒姆的女巫》表面上讲的是女巫，实际上对红色恐怖提出了批评；电视对国会有关美国军队中的颠覆破坏分子的听证会进行了转播，让人们见识了麦卡锡欺凌弱者的伎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播出了记者爱德华·R.默罗（Edward R. Murrow）拍摄的纪录片，片中将麦卡锡刻画成一个民主威胁者。至此，麦卡锡也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尽头。12月参议院通过决议谴责麦卡锡，导致了他的下台，但是“麦卡锡主义”却成为50年代反共浪潮的代名词而保留下来。
20世纪50年代晚期，美国和苏联的氢弹试验导致辐射物质扩散，国防影片教导孩子们要“躲避和遮蔽”，核恐惧有所加深。激进主义兴起，美国抗议者发动了一场呼吁禁止核试验的运动，作家、艺术家和电影工作者也在作品里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电影《X放射线》（1954年）讲述从新墨西哥州的核试验场爬出巨型蚂蚁，这引发了变种电影热潮，凸显了美国人广泛的恐惧心理。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导演的《奇爱博士》（1963年）是一部描述核末日的黑色喜剧片。
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南方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猛烈批判，成为真正的历史转折点。多年以来，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资助下，通过法律手段逐步清除了1896年最高法院支持种族隔离的丑恶决议。1948年，杜鲁门总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终止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美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种族主义问题，在美国为了冷战目的结交朋友、建立同盟的过程中，这些种族问题成了美国的软肋。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最高法院在裁决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件时，投票一致裁定在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的行为违宪。
“布朗”案件的裁决释放了积压已久的抗议能量，最终改变了美国。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是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官员，1955年，她拒绝按照公共汽车司机的要求坐到汽车的后部区域。在帕克斯的鼓舞下，美国黑人发起了对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的抵制运动。1956年11月，联邦法官裁定亚拉巴马州所有种族隔离法律违宪，标志着这场抵制运动的胜利。组织者聘用了年轻的浸信会牧师小马钉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领导这场抵制运动，后者很快成长为全国黑人自由运动的领导者，并成为公认的美国英雄人物，后来甚至有了纪念他的国定节日。
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进行了反击。1957年，阿肯色州的州长动用国民警卫队阻止小石城中心中学取消种族隔离，艾森豪威尔总统（尽管私下里对“布朗案”颇有微词）下令派遣美国军队来强制执行取消隔离的法律。在各种事件的推动下，国会通过了《1957年民权法案》，这是重建时期以来第一部针对种族歧视的联邦法律。在时任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得克萨斯州民主党议员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支持下，该法案在参议院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生效。该法案旨在取消限制南方黑人进行投票的各种不正当规定。尽管仍有众多问题亟待解决，这项里程碑式的法案仍预示着未来将取得更多新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