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活力的觉醒
早在镀金时代，企业权力缺乏监管、阶级差异不断扩大、工厂和移民城市的条件骇人听闻，这些都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宣传社会福音的改革派牧师坚称，严格意义上讲，耶稣基督的教义要求关照穷困与受剥削的人们。在《如果基督来到芝加哥》（1893年）中，英国改革家威廉·斯特德（William Stead）激励生活安逸的中产阶级教徒正视美国生活的阴暗面。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市，公理会牧师查尔斯·谢尔登（Charles Sheldon）在畅销小说《跟随他的脚踪：耶稣会怎样做》（1896年）中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直到今天，在印有“WWJD”字样的手镯、咖啡杯和保险杠贴纸上仍能找到谢尔登作品的影子。）
一些改革家专注于提升道德意识。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1874年）和反沙龙联盟（1895年）致力于推动禁酒。反娼妓斗士们则援引废奴运动，敦促从美国城市中根除“白人奴隶制”。另外一些人则学习借鉴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改革经验，主张采取更加激进的方法，包括选举改革、支持劳工组织、政府管制企业行为，以及通过立法解决移民城市中的工厂安全、童工和卫生问题。一些人甚至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在《民主与社会伦理》（1902年）一，简·亚当斯从自己在社会服务中心的经历出发，明确指出：在工业化时代，“民主”不仅意味着选举权，更意味着公众需要采取措施改善社会最绝望弱势群体的境遇。记者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在《美国生活的希望》（1909年）一重申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有关政府应该积极介入的观念，但是提出现在政府介入是为了维护所有人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商业利益。
《麦克卢尔》和《矿工》等大众杂志揭露了城市工业化时代美国的糟糕状况。这些披露文章常被整理成册出版，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在《标准石油公司史》（1904年）中记录了约翰·D.洛克菲勒采用的那些冷酷无情的发展策略。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David Graham Phillips）的《参议院的叛卖》（1906年）描述了大财团如何支配政治。约翰·斯帕戈（John Spargo）的作品《孩子们的痛苦呼叫》（1906年）生动地描述了170万产业童工的遭遇。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屠宰撤（1906年）揭露了芝加哥牲畜屠宰加工厂对工人的盘剥以及恶心的车间环境，提醒人们警惕受到污染的肉制品安全问题。辛克莱后来回忆说：“我原本想打动公众的心，却不期意撩起了民众的胃。”
从纽约到旧金山，改革派也在各地发起了打击市政腐败的运动，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在《城市的耻辱》（1904年）中记录了这些努力。一些商业领袖意识到他们可以借此机会提高企业影响力、限制移民的政治权利，因此提议进行结构性改革，比如改选区选举为市级选举、当选者应称为“城市管理者”而非市长等。在经历了几十年无序增长后，主张市政规划和美化的改革派赢得了支持，他们提出美化城市能够培养好市民。
其他一些地方和州级改革则主要集中在劳工保护和商业监管上，包括制定工厂安全标准、禁止童工、治理烟囱污染。在三角制衣厂大火后，纽约州通过了多项劳工保护法案。其他州级改革包括：工人赔偿法案（1902年，马里兰州）、女工10小时工作制（1903年，俄勒冈州）、最低工资法案（1912年，马萨诸塞州）。赫尔馆的住院医生佛洛伦丝·凯利（Florence Kelley）创办了国家消费者联盟（1899年），致力于争取中产阶级对这些改革措施的支持。
在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在1900年对共和党为铁路等商业利益所主导的现状提出了批评，并因此成功当选州长。通过与位于首府麦迪逊市附近的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们合作，拉福莱特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包括：提高企业税率、成立威斯康星州铁路委员会、通过竞选开销规程，以及建立初选直选体制以约束企业的政治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