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思想家对新秩序的反思
洛克菲勒、亨廷顿和摩根等巨头在这个时代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对于他们，有人仇恨，有人敌视，也有人由衷敬仰。这些巨头中，有人资助新建图书馆、交响乐团和其他各种文化设施；也有人出资收藏了大批艺术品，并最终交给了博物馆展出。安德鲁·卡内基的发迹之路成为美国白手起家神话的原型，这一题材为众多畅销作家所青睐，如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的《衣衫褴褛的迪克》（1867年）就宣传要依靠诚实、节俭获得成功，当然难得的运气也很重要。
一些社会思想家欢迎这种以残酷竞争为特征的新秩序。早在1850年，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就提出：竞争确保了“适者生存”。在《物种起源》（1859年）一，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提出进化是通过自然界中的自然选择实现的——自然选择的偶然性提高了某些个体得以生存和繁衍的机会。耶鲁大学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发现人类社会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即只要没有政府和改革家的干预，激烈竞争就能促进社会进步。援助社会中的失败者只能造成不适者生存的结果。萨姆纳有这样一段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说：“贫民窟的酒鬼就该呆在贫民窟，大自然也是用这种方法和过程淘汰不适者的。”
一些人对这种冷酷无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了反对。在《动态社会学》（1883年）中，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认为相对进化单位不是个体而是社会本身。沃德坚信，社会进步的实现，不是通过最大化竞争和任由失败者自生自灭，而是需要实现无论贫富的所有人的康乐。
在他们1873年合著出版的小说《镀金时代》中，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Charles Dudley Warner）从文化角度对新秩序进行了阐释，认为内战后的美国社会是俗丽粗野的。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出版于1899年的《有闲阶级论》一对“炫耀式消费”作了分析，认为富人通过这种消费方式彰显自己的财富、宣扬自诩的高人一等的地位。威廉·迪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的《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5年）描述了一个在激烈竞争中濒临破产的油漆巨头如何挤入波士顿上流社会。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在其作品《章鱼》（1901年）中，用半写实的方法记录了加利福尼亚州铁路资本家如何逼迫反对他们的农民就范。
另外一些作家则探讨了在城市工业时代各阶层女性的境遇。在《街头女郎玛吉》（1896年）中，史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描述了纯洁的贫民窟女孩如何在诱惑之下堕落为妓女。在新奥尔良作家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作品《觉醒》（1899年）中，一个对生活感到失望的有闲阶级妇女因为嘲讽本阶级人们的性行为而遭到排斥，最终走上自杀的绝路。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了短篇小说《黄色墙纸》（1892年），描述了一个养尊处优的年轻妻子的空虚生活和精神的崩溃。在《女人与经济》（1898年）中，吉尔曼探究了女性从属地位的历史成因，以及这种陋习如何在现代仍得以维系。这些作品共同描绘了马克·吐温及其合著者笔下的“镀金时代”的阴暗面，发人深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