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大辩论：从殖民到废奴
在共和国早期，一些南方领袖曾提出解放黑奴，并将他们遣返非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长老会牧师罗伯特·芬利（Robert Finley）于1816年成立了美国殖民协会。从1822年起，美国殖民协会共计遣返了约1.2万名被解放的黑奴，他们在（以美国殖民协会的支持者詹姆斯·门罗总统的名字命名的）西非沿海小镇蒙罗维亚定居下来，并以此为基础最终建立了利比里亚。然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由于棉花种植园经济的扩张，以及纳特·特纳起义后民意转向，解放黑奴与殖民的呼声在南方渐弱。
对于包括新移民在内的一些北方人而言，只要将奴隶制局限在南部地区，他们最初对奴隶制似乎持包容态度。城镇工人担心奴隶被解放后移居北部地区，跟他们竞争就业机会。纺织厂主和工人则因为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依赖南方的棉花，反对奴隶制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然而，奴隶制的扩张逐渐威胁到自由农业的发展，反对蓄奴领地扩张的呼声越来越高，虽然人们反对的并非是奴隶制本身。与此同时，觉得奴隶制有违道义的北方人也越来越多，其中以信仰个人神性的贵格会为主要代表。英国也掀起了一场废奴运动，1833年英国决定在英帝国全面废除奴隶制，使得这场运动达到高潮，并在美国引起强烈共鸣。
早期，废奴派曾经支持采取渐进式的方法解放黑奴，并给予奴隶主一定的补偿，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废奴派的主张发生了转变，要求立即废除奴隶制。1831年，波士顿的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创办了《解放者报》，并声称：“我将寸土不让，我要让人们听到我的声音。”1833年，加里森还协助成立了美国反奴隶制协会。作为一个彻底的激进派分子，加里森反对政治妥协，批评美国宪法是“与地狱的协议”，并坚称，如果继续允许奴隶制在美国存在，北方将不得不脱离联邦。然而，加里森也是一个反战者，他强调应该采劝道义劝告”的方式消除罪恶的奴隶制。很多致力改革的北部新教徒也接受了废奴主张。长老会牧师西奥多·韦尔德（Theodore Weld）组建了多个废奴协会，此外，他还与其妻子安杰利娜·格里姆克·韦尔德（Angelina Grimké Weld）在整理汇编南方报纸剪辑的基础上，共同出版了《美国的奴隶制度》（1839年）一书。
除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之外，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黑人领袖。逃亡奴隶威廉·韦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赞同加里森提出的“道义劝告”策略，而同为逃亡奴隶的亨利·海兰·加尼特（Henry Highland Garnet）则更加激进。在1843年布法罗城全国黑人大会的演讲中，加尼特高度评价纳特·特纳，并力劝与会者抵抗运动可以采劝能够赢得胜利的一切道义的、思想的或是对抗的方法”。在一个世纪后的20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中再次出现了这样两种不同的策略。
在这场废奴运动中，女性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格里姆克姐妹莎拉（Sarah）和安杰利娜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奴隶主家庭，但是她们信仰了贵格会教义，移居费城，并加入了废奴运动。她们的一些公开演说遭到了新英格兰牧师们的反对，因此她们在自己倡导的改革计划中增加了争取妇女权利的目标。同样，当遭到白人领袖排挤时，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和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更是将废奴与女权主义结合了起来。
随着废奴运动的不断发展，阻力越来越大。1835年，加里森差点死于支持奴隶制的波士顿激进分子的私刑。在查尔斯顿，暴民将从邮局偷来的废奴印刷品付之一炬。1837年，支持废除奴隶制的报纸编辑伊莱贾·洛夫乔伊（Elijah Lovejoy）在伊利诺伊州奥尔顿市被谋杀。在北部各州，一些知名人士领导下的激进分子数次破坏废奴聚会。1844—1845年，南部的卫理公会和浸礼会正式脱离本教派的全国协会，成为独立的教派，预示着即将出现的南部脱离联邦的危机。
期待1850年妥协案能够终结争议的愿望很快就破灭了。1852年，因为受到《逃亡奴隶法》的刺激，出生于福音派牧师家庭的哈丽雅特·比彻·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发表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反对奴隶制的小说在那个情绪化的年代唤醒了美国中产阶级的道德情感。斯托夫人写道，奴隶制破坏家庭、麻木人们的同情心、践踏基督教道德规范。很快，这本小说在北方成为热销书，影响力可以媲美汤姆·佩因1776年发表的《常识》。在小说中，西蒙·勒格雷（Simon Legree）鞭笞虔诚信仰基督教的黑奴山姆大叔（Uncle Tom），伊丽莎（Eliza）勇敢地穿过冰冻的俄亥俄河并获得自由，这些生动的场景深深地印在了一代美国人的心里。
作为应对，一些南方作家则创作了一批描述奴隶幸福生活的作品，比如玛丽·伊斯门（Mary Eastman）的《菲利丝阿姨的小屋》（1852年）。在《论人种》（1854年）一，亚拉巴马的医生乔赛亚·诺特（Josiah Nott）声称黑人天生低人一等，鼓吹人种多元论，污蔑黑人是另一种非人物种。虽然南方的福音派信徒否认人种多元论，但这只是因为这种理论有悖于《圣经》中的创世说，他们转而引用《圣经》中貌似赞同奴隶制的段落来为奴隶制询证。弗吉尼亚的乔治·菲茨休（George Fitzhugh）则采用了另一种方法来说明奴隶制的合理性。在《南方的社会学》（1854年）中，菲茨休将美国南方的“家庭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工资奴隶制”作了一番对比。他的结论是，仁慈的奴隶主们关心奴隶的福祉，而北方工厂主却是在无情地剥削工人。尽管菲茨休对奴隶制的描述纯粹是臆想，但是他对北方工厂的批评也算是正中要害。
政治上，由于民主党和辉格党本身的分裂，反移民的美国党曾在1854—1855年昙花一现。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1854年5月）中，国会采纳了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提出的“人民主权”这剂万能药。这项方案否决了《密苏里妥协案》有关禁止在北纬36°30″以北发展奴隶制的规定，规定由堪萨斯领地和内布拉斯加领地的人们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是否允许奴隶制发展。1854年7月，北方辉格党和自由之士党领袖在威斯康星州里彭市召开会议，成立了反对奴隶制扩张的新政党：共和党。
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权”方案在堪萨斯引发了暴力冲突，来自密苏里的亲奴隶制殖民者与得到废奴者资金和武装支持的北部反奴隶制殖民者成立了敌对的领地政府，并分别申请加入联邦。1856年5月21日，从密苏里出发的亲奴隶武装分子掠夺了废奴重镇堪萨斯的劳伦斯城。三天后，废奴人士约翰·布朗（John Brown）与他的四个儿子和其他两人一道，在堪萨斯的波塔瓦托米县杀害了五名亲奴隶制殖民者。“堪萨斯内战”的游击战中，死亡总人数达到200余人。（在一系列复杂政治协商后，堪萨斯于1861年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在1856年5月这个多事之夏，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在华盛顿作了一次长达三小时的演讲，尖锐地批判了“奴隶寡头政治”。两天后，南卡罗来纳州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用一只重型手杖攻击了萨姆纳，导致后者倒在参议院地面的血泊中不省人事。为了表示对布鲁克斯的支持，一些南方支持者甚至给布鲁克斯送去了一大堆新手杖。
在南方的支持下，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赢得了1856年总统选举。尽管如此，共和党候选人、知名探险家约翰·C.弗雷蒙（John C. Frémont）仍在北部11州获胜。这一方面彰显了新政党的影响力，也表明新政党的地域局限。在就职演说中，布坎南不仅抨击废奴主义，更是表示反对任何在新领地内禁止奴隶制的联邦政策，这让反对奴隶制的北方民众大跌眼镜。
最高法院有关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案的决议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斯科特是一名黑奴，他提出上诉要求获得自由，原因是原来的主人（一名军医）曾把他带到了自由州伊利诺伊和威斯康星。在来自马里兰州的首席大法官罗杰·托尼（Roger Taney）领导下，最高法院以7票对2票拒绝了斯科特的申诉，理由是黑奴不是公民，因而没有上诉权；此外，最高法院还宣布《密苏里妥协案》违宪，因为禁止奴隶制在北部领地发展侵犯了奴隶主的财产权，且这一规定并未走正当的法律程序。纵览这些事件，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西沃德（William Seward）曾沮丧地预言称将爆发一嘲不可遏制的冲突”。
1858年，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提名律师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作为候选人，向在任参议员史蒂芬·道格拉斯发起挑战。在一系列辩论中，林肯有针对性地批判了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权”观念。林肯曾质问道格拉斯：按照“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决议，一个领地的居民怎么能够禁止奴隶制本身？道格拉斯则谨慎地回答道，当然可以，只要他们拒绝执行保留奴隶制必须的实施条例。道格拉斯的回答激怒了支持奴隶制的人。尽管道格拉斯保住了参议院议席，林肯却也在国内成为名人。
1859年10月，在知名废奴活动家的秘密支持下，约翰·布朗带领包括5名黑人在内的18人，袭击了弗吉尼亚州哈泊斯费里的联邦军火库。他打算武装当地奴隶，引发一场更加广泛的动乱。联邦军队在罗伯特·E.李（Robert E. Lee）率领下轻松抓捕了军火库袭击者，布朗和其中的6人被判处绞刑。不久之后，北方军队将高唱着“约翰·布朗的尸体躺在坟墓里腐烂，他的英魂正在前进着”加入南北战争。
1860年2月在纽约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林肯一方面批判了废奴者中的极端主义，另一方面也坚称必须终止奴隶制的扩张。对此，参议院作出了轻蔑反击，在同年5月通过了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的提案，认定政府无权取缔奴隶制，并宣称政府的职责是在各新领地内维护奴隶制。
是年5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提名林肯为总统候选人。由于辉格党已经分裂，而南方和北方的民主党人分别提名了不同的候选人，林肯在大选中赢得了40％的相对多数票并当选总统，但他在选举人团投票中未能赢得南方的任何选票，预示着悲剧将不可避免。
南方很快作出了回应。同年12月在一片欢呼声和焰火中，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召开的大会宣称：“以美利坚合众国之名而建立的南卡罗来纳州与其他各州之间的联盟正式解散。”截至1861年2月，共有11个南部州脱离联邦，成立了美利坚联盟国，由杰斐逊·戴维斯出任总统。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玛丽·博伊金·切斯特纳特（Mary Boykin Chestnut）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南方和北方，已经分离，因为我们彼此仇恨。”
一些南方利益的护道者后来声称，对宪法中有关州权规定的理解不同是导致内战的原因。事实上，南卡罗来纳州的退出联邦宣言中已经指明了内战爆发的导火索，即：新当选总统“在观点和用意上敌视奴隶制”。可见，从一开始，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南方决心要捍卫奴隶制。
南方军队占领联邦要塞时，布坎南总统仍旧消极地无动于衷。虽然他下令派遣一艘补给舰前往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堡，但是补给舰却在遭遇来自海岸的炮火进攻时撤退了。1861年3月4日，林肯在就职演说中试图调停，并承诺蓄奴州可以继续实行奴隶制，但是他也发誓要抵制分裂联邦的行为。4月12日，萨姆特堡指挥官拒绝投降，海岸炮台向萨姆特堡开火。林肯随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征召建立了一支7.5万人的志愿军部队。西沃德口中的“不可遏制的冲突”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