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社会组织结构逐渐成型
就1492年到1776年间近300年的美国历史而言，一般美国人的记忆中只有一些零星的、半神话色彩的影像，而早期历史教材也是这样写的：美丽的印第安公主在詹姆斯敦救了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命；意志坚定的清教徒开拓者在普利茅斯岩登陆；荷兰人用一些不值钱的小装饰品买下了整个曼哈顿岛；塞勒姆的女巫被处以绞刑；西班牙传教士在加利福尼亚传道的浪漫主义画卷。
然而，在这个时代，新的社会模式和思维方式开始出现并延续下来。尽管欧洲殖民者、印第安人和非洲黑奴之间的关系让人不安，但是殖民地时期的一些现象却对美国的未来产生了长远的重大影响。
早在《独立宣言》之前，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就享受着事实独立，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自治和经济自主。尽管英国政府号称拥有最终统治权，但事实上，北美各殖民地越来越多地实行自治。很多殖民者并不认为自己是英国子民。伦敦派往北美的官员强调英国政府的权威，并要求殖民地服从英国政府，而这往往只会激怒殖民地人民。
同样，殖民者越来越倾向于从殖民地本身的角度出发来考虑经济问题，而不是从英帝国的角度。毫无疑问，英国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压制这种转变。根据重商主义理论，英国及其殖民地被视为伦敦掌控下的同一个经济体。在1651年到1733年间，英国议会颁布了一系列航海法案，试图将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统一在帝国经济体系之下，即：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并从英国进口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在一定程度上，重商主义刺激了殖民地的经济增长（比如造船业、渔业、烟草种植业、松脂生产）。然而，正如在政治领域一样，殖民者更加关注殖民地本身而不是遥远的英国的经济利益。因此，独立是一个过程，而非某个单一事件。
在殖民地时期，宗教得到很大发展，牧师往往扮演着思想和社会领袖的角色。但是，殖民地的宗教文化非常多元，没有任何一个教派能够在所有殖民地取得支配地位。比如，英国国教徒在弗吉尼亚是多数派，在其他殖民地却很少；清教公理会则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贵格会在宾夕法尼亚处于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却没有什么影响力。统一的宗教信仰难以在任何一个殖民地实现。1635年，马萨诸塞殖民地塞勒姆市的牧师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因宣扬非正统观点而被驱逐，他和信徒随后迁居邻近的罗德岛。在宾夕法尼亚西部，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对在费城占支配地位的贵格会发起了挑战。在弗吉尼亚，浸礼会和卫理公会则一直抵制英国国教在该殖民地的统治地位。截至18世纪后期，弗吉尼亚的自然神论者和新英格兰的一位论派更是完全摒弃了正统基督教教义。尽管一些人对这种多元化感到失望，但是多元化却实实在在地激发了宗教的活力。在北美殖民地，不同宗教团体自由竞争，避免了出现占统治地位的单一教会，而宗教的影响力却得到了整体提升。
新教徒相信只有通过个人的努力才能得到救赎。在这种大背景下，宗教多元化更是激发了殖民地人们的宗教热情，进一步削弱了教会等级制度的影响力。18世纪40年代，“大觉醒运动”在北美掀起了一波信仰复兴运动，并迅速席卷各殖民地。在这其中，英国福音传道士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和一批在殖民地成长起来的传教士扮演了重要角色。
马萨诸塞的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是信仰复兴运动早期的推动者之一。在1741年，他做了题为《落在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的布道，给了众多未获救赎之人一记惊雷。作为一名博学的神学家、牧师和信仰复兴活动家，爱德华兹运用当时最新的意志学理论来证明那种能够引起信众情绪激动的布道方式的合理性。在熟练运用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理论的同时，爱德华兹重申了正统基督教信条，包括卡尔文派有关上帝万能和人类原罪的观点。爱德华兹一生著作颇丰，尽管在1758年即将前往新泽西出任普林斯顿学院校长之际英年早逝，他的作品集仍长达26卷。
信仰复兴活动家们在接受他们的教堂及其他集会场合发表演讲，呼吁所有人进行忏悔，并指出洗礼和加入教会是远远不够的。大众对宗教的虔诚信仰不仅催生了传教组织和新的教派，更是殖民地时期的又一主要遗产。尽管当初的户外布道集会已经被电视布道和城郊大教堂所取代，布道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在21世纪的美国社会，福音派信仰仍然虔诚，传教热情依旧炽烈。
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有一种强烈的神圣使命感，坚信自己有着与众不同的天命。在乘船前往美洲大陆途中，后来成为马萨诸塞第一任总督的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发表演讲，称即将建立的定居点是“山巅之城”，是上帝为人类发展设定的模范。后代牧师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不断阐释。这种神圣使命感源自对宗教历史的一种特殊解读，即：正如上帝在古代选中犹太人一般，上帝选中清教徒在美洲建立新的天国。这种坚信美国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独特作用的信仰一直延续下来，并成为普通美国人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然而，清教牧师也警告说，一旦人们不再虔诚，报应惩罚就会随之而来，正如犹太人因为自己的堕落而遭到耶和华的惩罚。在这种背景下，地震、暴风雨、印第安人的攻击，甚至是1692年巫术审判都被当成上帝对殖民地信众不满的表现。这种与早期相比道德不断沦丧的罪恶感也对后世美国宗教和公众生活产生了长远影响。
与当时的欧洲相比，北美殖民地的阶级划分和性别差异确实并不那么严格，尽管这种差距有时候被夸大了。事实上，即使排除奴隶制，美洲殖民地也远不是启蒙思想家想象的那个没有阶级的乌托邦社会。每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精英阶层，包括牧师、律师和商人；弗吉尼亚的大种植园主；纽约的土地资本家；费城的贵格会当权者；新英格兰的船主。从1636年创建的哈佛学院到1769年的达特茅斯学院，殖民地共创建了9所学院，学院教育使得这种精英社会得以维系。除此之外，殖民地的自耕农和城市手工业者构成了社会中层，在中层以下还有散工、雇农和契约奴。
尽管如此，与欧洲大多数社会相比，殖民地的白人社会分层更为宽松、识字率更高、社会流动性更强。因此，美国社会开放、等级划分不明显的形象，部分要归功于虚构，也部分源自对殖民地社会的准确记忆。即使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工业时代，这种形象仍旧保留了下来。
在性别差异方面，殖民地不可避免地复制了那个时代男尊女卑的范式。有产白人男性才有选举权和出任公职的机会，而已婚女性则不得拥有财产和外出谋职。男女的社会职责划分明显，女性只是负责料理家务和抚养子女。1637年，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就因为在家庭聚会时批评教会牧师的布道而被教会驱逐，最后被迫离开波士顿。一位牧师告诫她说：“你越界了。你把自己当成了家里的丈夫而不是妻子，自以为是布道者而不是倾听者。”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性别之间的界限却并非那样严格，妇女在各自生活的社区中也扮演着受人尊敬的社会角色。一些女性，尤其是失去家庭经济支柱的寡妇，也从事着一些“男人”的职业。此外，在工业化之前，园艺、饲养家畜家禽、烘焙、蜡烛制造、缝纫等女性从事的“家务事”往往是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一些年轻女性成为女佣，年长一些的女性成为接生婆，为社区服务。新英格兰地区老妇人还在家中开办“妇女学校”，教育当地孩童。因此，殖民地相对开放的社会结构为妇女们超越传统性别界限划分创造了机会，也为19世纪及后世妇女们进一步突破束缚奠定了基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