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维京人——浪漫主义的复兴
16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人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早期历史感兴趣，事实上，人们对维京时代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奥利·沃姆（Ole Worm）1643年出版了《丹麦遗址》一书，详细介绍了丹麦境内的历史遗址，但学术界对其兴趣仍然有限。欧洲人更加关注其古典历史及希腊和罗马的辉煌文明。然而，自18世纪晚期起，维京人开始再次引发人们的兴趣，当然这并非因为他们是文化英雄，而恰恰是因为他们被视为野蛮人。维京人及其他中世纪早期文化，为卢梭（Rousseau）的“高贵的野蛮人”提供了不少欧洲本土的实例。
在丹麦和瑞典，当这两个国家在军事上遭受屈辱性的失败之后，人们对维京人的兴趣变得尤为浓厚。1807年，纳尔逊（Nelson）炮轰哥本哈根；1809年，俄罗斯从瑞典人手中夺走芬兰。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爱国的浪漫主义情结在许多国家的民众中萌生。在斯堪的纳维亚，知识阶层感到有必要重振维京时代的那种生机和力量。于是，维京人的历史成为他们维系民族意识的纽带。1808年，尼古拉·格伦特维（Nikolai Grundtvig，1783—1872）的《北欧神话》在丹麦出版，掀起了向丹麦教育体系中灌输维京精神的运动。今天，他被普遍认为是终生学习的创始人。格伦特维按年代顺序用萨迦的形式讲述维京神话，力图确立并提升斯堪的纳维亚在欧洲的地位。1811年，哥特协会在瑞典成立，其目的为激发爱国精神，鼓励考古研究。参加者均为男性，宣扬“哥特人在古时候用角器饮酒”。于是，角状酒器成为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中产阶级餐厅中的流行摆设。哥特协会的成员包括埃里克·古斯塔夫·盖伊尔（Erik Gustaf Geijer）和以塞亚·泰格奈尔（Esaias Tegnér），前者在其诗歌《维京人》中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自由农民与高贵国王和谐相处；后者是浪漫主义诗歌《弗里蒂奥夫萨迦》的作者。
尽管诗人与学者们经常聚在一起吟诵古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诗与歌，但他们还得仰仗考古学的研究与发现来向人们展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维京时代。墓冢是明显的人造之物，是人们研究的重要对象。1820年，在耶灵发掘出了一座王陵；第二座王陵在1861年被发掘。1846—1847年和1874年，在旧乌普萨拉地区，有三座大型墓葬被发掘；1852年，在波尔发掘出一座舟葬墓。1873—1895年间，斯托尔佩在比尔卡地区发掘出1,000余座古墓。大约与此同时，在斯堪的纳维亚，奥斯卡·蒙特柳斯（Oscar Montelius）第一次使用“维京时代”一词来指公元800—1050年这段时期。
农业的改良和深耕技术的应用大大加快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考古工作的进展，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造就了一代城市无产阶级，他们将自己视为瑞典人或丹麦人，而不再是当地农业区的居民。直至1814年，挪威才从丹麦分离出来；但它随即又成为瑞典的一部分，直到1905年赢得独立。这时，挪威的民族主义情感特别强烈，地区性的方言研究也被作为证据，证明与丹麦或瑞典相比，挪威与维京传统和古诺尔斯语的联系更为密切。
总之，1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形象具有一系列特征，其中有些影响深远。首先可以确认的是，从800年到1050年，在斯堪的纳维亚出现过一种同质的维京时代文化。从一种宏观的进化论角度看，这个维京时代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一样，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维京人的过去完全属于斯堪的纳维亚诸民族，历史的主角是早期的维京国王们，特别是那些完成过统一的国王。只要可能，有关他们的历史都会基于文献资料，并通过考古发现加以说明，其主题是维京人的政治统一、航海活动以及皈依基督教的过程。到了20世纪，维京文化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伟大文明”之一，人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兴起上。不过，相比他们所共有的语言和文化，地区间的差异是次要的，考古学的证据已经展示了这一点。
在斯堪的纳维亚之外，维京人起初也被认为是古典时期前的蛮族文化的代表。但很快，英雄传奇的浪漫主义色彩便与人们对北欧世界重新燃起的兴趣以及向北欧寻祖问宗的努力结合在了一起。
在不列颠，维京人的重塑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种族意识、英勇观念和开创精神相关联。维京精神与维多利亚时代企业家和探险家的开创精神相应相合。于是，古诺尔斯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得以复兴，它们同古典语言一样成为大学的科目，尤其是在北部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和利兹，还有专门捐资开设的讲座。同时，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们也进一步激发起大众的兴趣，拉斐尔前派画家开始将注意力从古典人物转向挪威人和日耳曼人的英雄。甚至一些风景画也以此为主题，对他们来说，湖区就是一幅凝固的维京时代风景画。1892年，旨在研究北欧的维京学社成立，并开始推出《萨迦读本》，这是第一本致力于维京研究的期刊。他们特别关注日耳曼神话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联系，这也促进了对维京雕塑的研究，因为它们既描绘异教神话中的重大事件也刻画基督教中的许多场景，强调两者并行存在。
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年）……与有角头盔
理查德·瓦格纳利用一系列传奇故事及其他资料，编成《尼伯龙根的指环》一剧，并在1869—1876年间首次公演。他对有关挪威人的资料进行了加工整理，将两个故事结合在了一起：一是西古尔德的传说，二是拉格纳罗克的传说，即挪威诸神的毁灭，写成了一部融合了日耳曼神话与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的混成作品。作品中有角头盔的形象很受大众欢迎，他在该剧中塑造的亨町（Hunding）就戴了这样一顶头盔。在其后的戏剧创作中，有角头盔常伴瓦尔基里神，而最初的时候瓦尔基里戴的是带翼头盔。瓦格纳与他的服装和背景设计师卡尔·埃米尔·多普勒（Carl Emil Doepler）可能是从关于古代前维京时代日耳曼人的台剧中借用了这种服饰观念，并首次在原创于1865年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剧本中加以使用。
事实上，维京人是在19世纪首次获得有角头盔和带翼头盔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家们开始用艺术来表现神话故事，把日耳曼、凯尔特和古典的主题混为一体。斯韦德·古斯塔夫·马尔姆斯特罗姆（Swede Gustav Malmstr?m）在为《弗里蒂奥卡萨迦》（1820—1825）的某个版本画插图时，为维京人的头盔安上了角，这也许是借用了斯堪的纳维亚史前岩壁艺术的某些观念。许多维京时代的人物形象都佩戴着有角头盔，但在奥塞贝格舟葬墓的一张挂毯上，他们在巡行仪式中则又扮成一副萨满教信徒的形象。遗存下来的有角头盔属于铁器时代，是19世纪60年代在泰晤士河边的滑铁卢桥附近挖掘出来的，现存于大英博物馆。部分维京武士在作战时的确戴有头盔，但只是简单的圆锥形之物，如在瑞典的耶尔蒙布所发现的，又或如米德尔顿十字架上所描绘的。
沃尔特·斯科特爵士对挪威人在苏格兰的历史很感兴趣，将其小说《海盗》（1828）的开场场景置于设得兰一个他称作“贾尔绍夫”的地方。一系列儿童读物也陆续出版发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巴兰坦（Ballantine）的《无畏者埃灵》（1869），以及萨拜因·巴林－古尔德（Sabine Baring-Gould）的《被逐者格雷特》（1890）。同时，历史学家们也在撰写关于维京人的学术著作。1841年，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出版了《论英雄、英雄崇拜与历史上的英雄》一书。在该，他将奥丁神作为强健有力、具有感召力的领袖的象征；1875年，他又出版了《挪威早期诸王》一书。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年）
威廉·莫里斯是一位设计师、作家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早在牛津大学就读期间就对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莫里斯很欣赏那些挪威英雄，又跟随埃里克·马格努森（Eiríkr Magnússon）学习冰岛语，他们合译了一系列萨迦故事。他于1870年和1873年两次远航冰岛，这两次经历对他的艺术、诗歌和政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冰岛史诗《西古尔德与沃尔松》于1876年公开出版。莫里斯的拉斐尔前派艺术运动中的友人们，特别是伯恩-琼斯（Burne–Jones）和福特·马多克斯·布朗（Ford Madox Brown），其绘画中有不少表现的是浪漫的维京主题。但对于莫里斯来说，挪威人还是兢兢业业的社会主义者。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创始人之一，莫里斯身处1886—1887年不列颠政治动乱的中心。他的空想小说《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入门教本，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克莱门特·阿特利（Clement Atlee）与战后的福利国家。20世纪70年代，莫里斯关于环境的观点使他被公认为绿色政治的创始人之一。
威廉·科林伍德（William Collingwood，1854—1932年）
在牛津大学攻读人文科学期间，威廉·科林伍德得到了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赞助。1876—1878年，他在斯莱德学习，后成为一名助理研究员，并兼任罗斯金的秘书，常随罗斯金四处游历考察，在科尼斯顿，他们也是毗邻而居。19世纪90年代，科林伍德一面提高绘画技能，一面定期在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文物与考古学会会刊上发表文章，后来他成为该刊编辑，之后又升为主编。科林伍德为挪威的传说所吸引，认为坎布里亚郡的湖区所展示的就是一幅挪威风景图。他以此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包括《小托尔斯坦》（1895）与《女奴》（1896）。1897年，他访问冰岛，之后与乔恩·斯蒂芬森（Jon Stefansson）一起出版了《在冰岛英雄传奇村庄朝圣》。他是维京俱乐部的成员并担任俱乐部主席，他对英格兰的挪威文化的艺术部分特别感兴趣，致力于建筑石雕的雕绘与编目。在去世前不久，他出版了《诺曼时代之前的诺森伯里亚十字架》（1927）一书，这也许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然而，总的看来，在英国历史学家的笔下，维京人往往是以危险狡诈的蛮族人形象出现的，借以衬托他们的英雄阿尔弗雷德大王。至于操日耳曼语的大不列颠统治者及其支持者将盎格鲁－撒克逊人视为祖先，这一点并不奇怪。对于英格兰人而言，直到现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直是自己的祖先，称呼时用“我们”，而维京人则是外人，提到时则称“他们”。斯堪的纳维亚人仅在英格兰的部分区域定居，随后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重新征服”。在英格兰王国的统一进程中，它只如同一个短暂的插曲，与诺曼征服不同，维京人的入侵并没有造成长期的根本性变化。
另外，在英格兰的维京人中没能产生一位历史学家；后人只能通过西撒克逊人的编年史来了解他们的活动状况。只要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认同西撒克逊人编年史的真实性，那么维京人在历史上的角色就势必不会得到足够的重视。维多利亚时代的学童被教导，是阿尔弗雷德大王赶走了入侵者，统一了国家，并创建了不列颠海军；他能同普通民众打成一片，尽管烤糊过他们的糕点。另一方面，维京人也被描绘成可敬可畏的对手，到19世纪末，他们几乎还被视为其所劫掠土地上的施惠者。他们被认为具有敢于冒险的高贵品质，在许多地方还被视为民主制度的创立者。
